香港故事--文革（ 1966－ 1976）

港產紅衞兵深悔批鬥趙紫陽：「被毛澤東騙了」
那是一場翻天覆地的浩劫。 1966至 1976年，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舉國上下入了魔，放眼盡是扭曲人性的奪權、批鬥。 66年的廣州， 10萬人鑽進越秀山體育場，批鬥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狂潮裏有個香港紅衞兵，他是 17歲的羅海星。這小將為毛主席上山下鄉，當數不清的無辜者紛紛倒下，他終於嗅到革命糖衣裏頭有陣陣血腥。
記者：雷子樂　林社炳


年輕時曾深信毛澤東的羅海星，到後來才漸漸醒覺。黃建通攝

1949年中共建政，羅海星在香港出生。父親羅孚是《大公報》副總編輯、共產黨員。根正苗紅的羅海星，在培僑畢業後， 65年赴廣州升學，不久就碰上這場世紀政治風暴。他當時頭腦發熱，抱着「講平等」信念，參加紅衞兵。文革的主線是審查幹部，羅海星依照幹部交代的材料，踏遍東北、延安、新疆、內蒙等地逐一查核，「坐火車全部用公費，國家有乜理由唔窮？」

批鬥是文革的家常便飯， 66年末的趙紫陽批鬥大會，羅海星也身處其中。他當時聽不清台上宣讀的罪狀，只跟隨群眾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趙紫陽，堅決捍衞毛主席。」國家新聞出版署前署長杜導正在《改革歷程》一書序言也提到這幕：「造反派逼他（趙紫陽）自己喊打倒三反分子趙紫陽，他拒絕喊。退一步要他喊打倒走資派趙紫陽，他仍拒絕喊，最後他只喊了一句打倒趙紫陽。」

文革令政府癱瘓，革命小將透過閱讀「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掌握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去造反。「點做冇講明，各師各法。」 67年，毛澤東發動紅衞兵上山下鄉。羅海星拿起背包火速「為人民服務」。大伙兒想從廣東走到井岡山，但來到梅縣就因爆發腦膜炎要停步。


文革過後，羅海星（右一）淡出紅衞兵陣營，趕在畢業前與同學遊泰山。

憶書記　自挖深坑受審
首次下鄉，羅海星體會到農民生活窮困，年入僅得幾毫。小伙子當時責備官僚無能，數年後才意識到是制度問題，「平均分配，結果咪一齊窮。」 67年 1月，毛澤東下令要奪權，大家匆匆折返廣州。奪權引起派系鬥爭，文鬥變成武鬥。廣州市的工、農、學生都分旗派、總派，初以水喉通、匕首互毆，個別地區的學生到軍營搶槍。

批鬥也越來越殘酷。羅海星憶述，學院一名黨委書記，被紅衞兵迫令自挖及腰的深坑，要他進坑內受審。老書記後來轉由粵北繼續審查，家人數年後找到據說是他的墳墓，卻沒有墓碑，挖出來的頭骨有數個小洞，似被利棒拷打至死。文革後他獲恢復名譽，「好人都死咗，仲有乜用？」


羅海星（右）父親羅孚是《大公報》前副總編輯。
圖為他 16歲時與父母合照。

被煽動　「我哋係做錯咗」
年年月月、日日夜夜講革命，羅海星開始懷疑這場運動。「中央發個文件，半夜三更又喺田基行來行去，有乜意思？」走遍全國審幹，到頭來發現大部份都是好人；想起批鬥時強詞奪理，終察覺背後目的是要「整人」！共產黨將人分為三、六、九等，也不過要方便管理；各取所需的口號說得漂亮，但三年大鑊飯已證明失敗。「不過當時唔敢講，你想死咩？」羅海星慨嘆，年輕時實在太「左」，太易被煽動，紅衞兵都被毛澤東騙了。「我哋係做錯咗，唯一好處係錯誤中睇到何謂正確，睇到社會矛盾。」

文革期間，港澳局勢同樣動盪。香港左派 1967年「反英抗暴」時高舉的《毛主席語錄》，在風暴平息後竟被大手賤賣，內地文革的文宣物品也被「無產階級」輾轉帶來香港轉售，換購資本主義社會的「彩電」，令香港一批「文革收買佬」先富起來。

在荷李活道開業 47年的「平價館」第二代東主李達良說， 67年暴動後，左派的摩托工會、酒樓業工會把《毛語錄》和毛像襟章平價賣給他的父親，沒想到八十年代掀起中國熱，外國遊客視如珍寶。李父當年一買一賣，轉手圖利賺了好幾個物業。


楊志超不談政治，但認為文革是很好的創作題材。
黃建通攝

林彪題字毛語錄珍貴
在摩囉街賣二手貨的司徒太，在攤檔掛出一幅「革命委員會好」的大海報，叫價 800元。她說， 67年暴動時丈夫在左派機構打工，經常參加政治活動。當年家住佐敦道，入夜宵禁，看見滿街軍警，丈夫還沒回家，她抱着剛出生的兒子，擔驚受怕。事隔 42年，她與丈夫反過來靠賣文革二手貨過活。

司徒先生說：「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國內好多人帶文革物品落嚟換錢買電視。」十多年前，港產《毛語錄》有市場，但隨着近年大批內地版湧入，變成供過於求。「啲人邊度買嚟讀 o架？都係買嚟裝飾啫。」

他解釋，正版《毛語錄》有中、英、日、意、俄文等多個版本，當年用來送給外國語言學院或外交使節，印有曾是毛澤東「親密戰友」林彪的題字。 71年林彪外逃，墜機身亡，人們紛紛把林彪的題字撕掉，少數獲冒險保存的「完整版」，今天反可賣得好價錢。

對老一輩來說，文革是道不堪回首的傷痕，但對沒經歷過那段苦難的「住好啲」創辦人楊志超來說，文革卻變成一種風格。 65年在港出生的楊志超說，他只是從設計角度看文革，「無論衣着、印刷都有好歸一嘅風格。」不少中國藝術家也採用文革作為創作題材，「你要有相當嘅自信，先至可以自嘲……將醜嘅一面暴露出來。」


這張在摩囉街售賣的 1967年文革海報， 42年後叫價 800元。
韋志滿攝


印有林彪題字的毛語錄，流落坊間寥寥可數。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是 1966年 5月至 1976年 10月發生在中國內地的一場動亂，實質是毛澤東為個人政治目的和理想，借群眾打倒黨內對手的一場政治運動。在長達 10年動亂中，中國社會陷於全面崩潰，寃死人數達 200萬，連國家主席亦不能倖免。中共自己也坦承，文革對中華民族，是一場「空前的浩劫」。

對文革的起源，學術界有不同看法，一般認為，文革是毛澤東因大躍進失敗後，在黨內受排擠，大權旁落，憂慮中共路線與自己的期待背道而馳，又不能直接插手，於是用這種「自下而上」方式，撥航導向，並重新奪權。中共則將文革的起因，歸咎於林彪和「四人幫」（即毛澤東夫人江青和其他三位靠造反上位的姚文元、王洪文及張春橋）借毛的旗號為非作歹。


毛澤東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成為造反派狂熱的催化劑。

退居二線　江青出面發難
因大躍進失敗而退居二線的毛澤東，先從文化界入手，通過其夫人、時任中宣部電影處處長的江青出面，想從北京發難，矛頭對準時任北京副市長、歷史學家吳媁，因吳創作了劇作《海瑞罷官》，毛認為，該劇是借古喻今、為 1959年反對大躍進，被他趕下台的國防部前部長彭德懷鳴寃叫屈。

但中共北京市委限制媒體批判吳媁。毛澤東從北京發難不成，又借上海發力。 1965年 11月，後來成為四人幫重要成員的上海市委宣傳部負責人姚文元，拋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全國紛紛轉載，「打倒資產階級權威」一時興起，文革導火線被點燃。 1966年 5月 16日，中共發出《五．一六通知》， 8月又發出《關於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決定》，正式掀開文革序幕。

文革初期，以文化界批「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簡稱封資修）」為主，但毛澤東不停煽風點火； 1966年 8月 5日毛親自貼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又發表文章和講話，如「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


江青（右）在文革中充當毛的傳聲筒，煽動學生造反。

全國鬥批改　劉少奇慘死
在毛的煽動下，文革迅速升溫，造反派紛起造反，工廠癱瘓，學校停課，學生全國串連，到處搞「鬥爭、批判、改造」（簡稱鬥批改）；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和中共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被斥為黨內最大的兩個走資派，被拉去批鬥；劉少奇更妻離子散，慘死在河南開封，送去火化時連真名都不能用。

全國幫派林立，都打着「革命」和「捍衞毛澤東思想」旗號，由「文鬥」演化為「武鬥」，真刀真槍上陣，打砸搶成風，死傷無數；各地的地富反壞右（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更被拉去遊街批鬥，活生生打死或被拉去「打靶」者不計其數。

為阻武鬥，毛派出軍隊到各地以「支左」（即支持左派）名義接管各級政權；又通過數次在天安門檢閱紅衞兵，將造神運動推向高潮； 1968年，毛開始倡導各地造反派奪權，重新成立「革命委員會」。經過一系列動作，毛澤東終於在黨內恢復無可匹敵的威望，成為中共神壇獨一無二的偶像。
中國組


文革期間毛澤東多次在天安門檢閱紅衞兵，學生們無不激動萬分。

當年口號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
－－－文革期間最流行的口號

領導人語
「我就像一個手執雨傘雲游四方的孤僧，和尚打傘，無髮（法）無天。」
－－－毛澤東接受美國記者 Edgar Snow採訪時這樣形容自己

文革極左風潮瞬間染紅香江，在 1967年 5月的新蒲崗人造花廠勞資糾紛中全面引爆。中共領導人、《人民日報》推波助瀾，左派祭起反英抗暴旗幟，全城遍地真假菠蘿、武裝衝突喋血街頭。軍警大肆搜捕「左仔」，香港淪入赤色煉獄。回首前塵，老左慨嘆殖民地下愛國有罪，抱怨北京政府欠他們一個說法、也有人醒覺被騙；經此一役，抗暴受傷的警察自認此生不懂愛國，只愛香港。
記者：雷子樂　林社炳


大華國貨公司櫥窗貼滿支持毛澤東的口號標語。

鎮壓工潮．以血還血
「呢個（六七暴動）係北京欠咗香港愛國同胞嘅債！」今年 76歲的《文匯報》前記者周奕，曾貼身採訪暴動、工潮，見證北京思潮如何影響香港左派。 67年 4月，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資方宣佈削減獎金、津貼，解僱談判工人。 5月 11日防暴警察發射催淚彈、木彈鎮壓， 13歲理髮店學徒陳廣生被木彈擊斃，掀起暴動序幕。

5月 16日， 101人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鬥委會），工聯會理事長楊光（圖）出任主任。周奕憶述， 6月 3日《人民日報》社論指示香港同胞將鬥爭矛頭指向英帝國主義；月底周恩來說：「中國人民支持香港同胞取得最後勝利。」 7月 5日《人民日報》社論呼籲香港同胞「對英國殖民主義者……殺人要償命」，令反英情緒不斷升溫。「放炸彈，係《人民日報》社論叫嘅，話要以血還血。家認唔認呢筆賬先？」


有記者在鎮壓現場採訪時被警察毆至重傷。


遍地菠蘿．警員中招
四日後，觀塘警署發生暴動以來首宗炸彈襲擊，兩輛警車遭炸毀。從此香港遍地真假菠蘿，有的外表似稻草人（下左圖）、有的蓋了紅旗寫上「打倒英帝」。暴動期間警方引爆了 8,074枚土製炸彈， 1,167枚是真炸彈。周奕透露：「有啲炸彈係上面發落嚟。」今年 69歲的前警員周湛樵，當年拆過 42個土製炸彈，只有 3個是真彈。他拆彈時不穿保護衣，「一爆就冇晒手腳，好似冬瓜，唔想老婆捧住個冬瓜出街。」卻沒想到騎電單車為英國官員開路，竟在皇后大道東被真彈炸傷。

他拿照片給記者看，相中的他被巴士司機扶着，右手緊握佩槍等候救援。炸彈射出鐵釘、玻璃碎，炸進了皮肉，醫生將他腿中的碎片逐件拔出。他受傷時已有妻兒，父母勸他「劈炮」，他堅持留下，最後做了輔警總監。


左派示威者在港督府外抗議警察鎮壓工潮。


秘書當書記．入冊
香港人心動盪，政治部大舉搜捕「左仔」。當時任職和記洋行董事的蔡渭衡被囚 18個半月，「總之就愛國有罪！」 7月 18日晚，蔡渭衡家中大門砰嘭作響，手持衝鋒槍的政治部探員闖入，將這位華人革新協會秘書押走。港英出動港督遊艇慕蓮夫人號，載他過海送入西環摩星嶺集中營（下左圖）關押。

囚室只得四呎乘六呎，沒有日光，天花板有盞大光燈；沒有鮮風，牆上有把大風扇，蔡渭衡被強光強風 24小時折磨。囚室沒廁所，「囚友」傅奇（前藝人傅明憲之父）索性就地解決，其妻石慧每次聽到新人「入冊」必高唱《我的祖國》。蔡渭衡 67年沒上街、沒示威，被捕只因他是親中團體秘書，「英國人話共產黨內，書記（ secretary）最大，笑話！你哋叫暴動，我堅持係反英抗暴！」

局勢緊張，英軍也加入平暴。 8月 4日清晨，赫米斯航空母艦派出六架直升機運送軍警空降北角僑冠大廈、新都城大廈天台，上下夾攻搜捕。學友社前負責人梁慕嫻當年是共產黨地下黨員，她在黨組織會議上，聽過社員楊偉舉滙報事件經過。「楊被直升機噪音驚醒逃跑到大廈低層，逃過一劫」。


六七暴動期間，群眾高舉毛語錄，抗議港英政府。


暴力升級．影響民生
暴力不斷升級， 8月 24日，不時在節目《欲罷不能》大罵左仔「低能邋遢，下流賤格」的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與林光海駕車上班時，被三名狂徒淋電油燒死。周奕說，據他所知，兇徒只想給林彬一點「懲戒」，但出手過重，釀成悲劇。他至今仍認為，左派放炸彈只是實際效果不適當，影響民生。「我唔能夠絕對講係錯，孫中山先生都係搞暗殺喎。」

已移民加拿大的梁慕嫻（下左圖）卻後悔入黨，認為地下黨欠港人一個莊嚴的道歉，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長梁威林和副社長祁烽要對事件負責。回歸後，鬥委會主任楊光獲頒大紫荊勳章，抗暴警察周湛樵只獲銅紫荊星章。周湛樵回想當年與楊光「硬撼」，他說是各為其主。「回歸後，有人叫我前朝餘孽、黃皮狗，我唔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0周年可喜可賀，但你問我點樣愛國，我唔識愛國。」


《文匯報》前記者周奕展示他當年的記者證。
黃耀興攝



蔡渭衡當年被囚，他感嘆港英時代愛國有罪。
李家皓攝


周湛樵被罵是港英前朝餘孽，他不諱言只愛香港。
孔慶初攝

六七暴動令全港公共交通癱瘓，當年「搵命博」出街載客的白牌車主，暴動後獲港英政府「論功行賞」，演變成今日的公共小巴，造就了一批富翁。港九新界公共專線小型巴士聯合總商會主席梁雄，就是那時發迹。富貴險中求，「唔少行家發大達，真係要多謝當年暴動！」

暴動之前，梁雄與拍檔「走白牌」，一個開車、一個拉客，穿梭長沙灣、土瓜灣工廠區接載工人，每程收費 3至 5毫。當左派煽動全港大罷工，全港只得白牌車搵命博，不理左派警告， 9座位超載至 30多人。「最好笑係連執法者幫我哋拉客，載得就載，任你上。」遇上路障或土製炸彈才掉頭。

偷偷買車變「大肚腩」
梁雄的兄長當年是港島區的士司機，響應左派號召罷工，領取每月 500元「罷工費」。「工友同佢講，坐架車出去，座位有個窿，停車就放低個菠蘿。」梁雄說，當年不少人拿了罷工費，還偷偷開工賺外快。

梁雄也曾參加左派「學習」，提醒司機不要買車做車主，別做資產階級「大肚腩」。但暴動期間車價狂跌，有人暗中買車，搖身變成「大肚腩」，今時今日身家少逾千萬，多則逾億元。梁雄也是靠一部的士、一部小巴起家，八十年代以 23萬元賣掉的士套現，供兒子留學。

不少忠心耿耿的「左仔」，暴動後加入中資機構打工。「家啲人認係左仔，真係未有耐！」梁雄說時一臉不屑。

港英在暴動期間嚴禁張貼「煽動性傳單」。現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 67年 9月因在聖保羅書院課室內派發「譴責奴化教育」單張，被控以「派發煽動性傳單」，入獄兩年。《大公報》同樣被指「刊載煽動性文字」而被罰停刊六個月。

當年《大公報》以《我們必勝　港英必敗》為題做封面，印製了每冊售價港幣 5元、附有毛語錄、中英圖文對照的特刊。今天股民追捧的滙豐等大藍籌，暴動時被左派定性為「從事經濟吸血的窟穴」。立法會大樓前身是高等法院，當年被左報形容為「鎮壓的機器」。

位於花園道的前希爾頓酒店， 67年曾被左派工人包圍聲討。當年有家出版社以《花園道上的惡霸》為題印製漫畫小冊子，每冊售價 6角，諷刺酒店管理層欺壓工人。該酒店已拆卸重建成長江中心。香港三聯書店、鬥委會當年更印製大批每本 1角的《反英抗暴》和《鬥爭大事記》小冊子，發動文宣攻勢。


六七暴動期間左派出版大量小冊子。
司徒世華攝

從 1968年底開始，瘋狂到極的文革進入新階段。地方黨政機構基本崩潰，政權被造反派接管，文革更多表現在權力鬥爭。其中，林彪事件是文革中期對中共衝擊最大的事件，它導致中共政壇重新洗牌，成千上萬涉案者遭處罰，中國社會的政治狂熱開始冷卻。

林彪（ 1907年－ 1971年）是湖北黃岡人， 1928年開始上井岡山跟隨毛澤東，是毛澤東最器重的軍事人才之一；中共建政後，他獲授元帥軍銜，是十大元帥中最年輕者。中共建政初期，林彪一直養傷，直到 1959年另一位元帥、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在廬山會議期間因反對毛澤東大躍進，遭毛澤東貶官並拉下馬，他因此接任國防部部長。 1966年 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林彪成為中共中央第二號人物（原來排名第二的劉少奇跌至第八），而且成為中共唯一副主席；次年中共九大又更上層樓，被中共黨章指定為毛澤東的接班人。


文革期間，林彪（右）與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並肩檢閱紅衞兵。

提出「四個偉大」口號
文革初期，林彪是毛澤東「造神運動」吹鼓手，他提出「四個偉大」（即毛主席是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一度成為全國共呼的口號；他指示在解放軍內編印發行的紅皮小書《毛主席語錄》，後來風靡全國，印刷數億冊，幾乎人手一冊；「握舉小紅書照相」，成為當時照相館拍個人照標準動作。
林彪還陪毛澤東數次在天安門接見紅衞兵，與廣場百萬人齊舉小紅書，呼喊「毛主席萬歲！」林彪還在黨內講話稱：「誰敢反對毛主席，就全國共討之，全黨共誅之！」

出人意料是，正當全國都為毛林兩人的「親密關係」歡呼雀躍，以為中共事業「後繼有人」時， 1971年 9月 13日，林彪卻帶着妻兒深夜爬上專機，飛往外國，在蒙古草原「墜機身亡」，史稱「九一三事件」。數月後，中共才在黨內傳達透露，指林彪是「叛黨叛國」，「另立中央，要暗害毛主席」。

當局同時公佈聲稱是林彪在軍內任要職的兒子，以及軍內黨羽策劃殺害毛澤東、搞政變的「五七一（武裝起義的諧音）工程紀要」所謂證據。但海外輿論認為，林彪是不滿毛澤東獨裁，政見與毛澤東分歧而分道揚鑣的。近年，中共對林彪的評價有轉變，不但准許林彪的家人公開悼念，還在官方宣傳中恢復林彪的正面形象。


林彪帶妻兒乘飛機外逃，在蒙古墜機身亡。林彪屍體被燒至變形


女黨員槍斃前遭割喉
九一三事件對內地社會的震撼不亞於原子彈爆炸。不少有識之士開始對毛澤東的誠信產生懷疑。踏入七十年代初期，出現不少思想解放、敢於挑戰中共的人物，如北京工人遇羅克公開批評中共搞血統論（即出身革命家庭就是天然革命派），被當局以反革命罪槍斃；中共女黨員張志新因抵制毛澤東思想被捕，判死刑槍斃前還被割斷喉，不讓她出聲喊口號。

九一三事件是文革的轉折點，它令中共黨內高層鬥爭轉向以「四人幫」（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為首的造反派，與中共仍在位元老們之間為主；社會出現反叛體制的趨勢。中共軍隊因林彪事件遭毛澤東大清洗，許多軍中將領被立案調查，判刑入獄，成為林彪事件的代罪羔羊。

獻禮大片《建國大業》借用電影歌功頌德，這種寓藝術於政治宣傳的樣板戲，文革時期最盛行，香港戲院也放映過。開埠以來首位「百萬女星」朱虹便曾主演過中共樣板戲，這位左派影人一方面為自己的熱情與理想而自豪，一方面不屑樣板戲的可笑與荒謬。記者：蔡元貴


左派電影人朱虹是昔日左派當紅花旦，也是首位「百萬女星」。

朱虹原名朱圓圓， 1941年在雲南昆明近郊出生，父親朱希賢曾協助拯救遭蔣介石軟禁的龍雲，被蔣通緝，因而逃到香港。朱虹大約 14歲入行，加入左派電影機構「鳳凰影業公司」。

左派作品無反共內容
朱虹紅得很快，首齣電影《男大當婚》便演女主角，第三齣作品《情竇初開》已打破了香港國語片放映最長時間，在香港連映四個月，那是 1958年的事。至 1964年，朱虹已拍了 40多部電影，其中 1964年的《金鷹》更創下香港票房紀錄，錄得過百萬元收益，朱虹成為「百萬女星」。

當年香港著名左派電影公司包括鳳凰、長城及新聯，年近 70歲的朱虹月初在美國洛杉磯接受本報電話訪問時說：「左派右派係咁分嘅：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就係左派；承認中華民國嘅，就係右派。」因此左派電影公司的作品不能打入台灣市場，全靠中共支持。

中共怎樣支持香港的左派電影公司呢？朱虹說：「大陸政府會同我哋買片，有啲片明知買返去大陸未必可以放映，都照買。」中共又會動用國家資金，在香港投資戲院，專門放映左派電影公司的作品，先後收購了普慶和高陞，又開設了清水灣電影製片廠，供「長鳳新」拍片之用。

朱虹說，左派影人當初都為理想而拍戲，不為賺錢：「我薪酬少過林黛好多，月薪只有三千蚊，林黛一個月賺幾萬。」不過朱虹又說，她不感到左派電影公司的作品有太多的意識形態宣傳：「唯一分別係，左派電影作品唔會有反共反華內容，例如講大陸人偷渡來香港，一定唔拍。」

六七暴動電影人上街
作為左派影人，朱虹私人生活也受到掣肘。左派公司不鼓勵員工享受聲色犬馬，所以她公餘甚少娛樂。而由於左派背景，朱虹當年前往美國探望弟弟也十分麻煩：「每次申請簽證都要面見美國政治部官員一、兩個鐘，簽證仲會寫明幾時同邊度入境，每次只批三個月。」

港英政府管治下的香港電影業，並不歡迎左派電影公司。朱虹說：「所有官方活動，我哋都冇份。例如皇室人員訪港，林黛等紅星會被邀出席，但係左派電影公司旗下嘅演員就一定冇份。」

記者問到「六七暴動」期間，左派影人有否參與。朱虹連忙修正記者：「你哋叫暴動，我哋叫『反英抗暴』。當年港英政府高壓管治，警察捉小販用棍扑、用腳踢，所以我哋要去港督府請願。我都有參加，揸住本《毛語錄》遊行，點知警察武力清場，我同事都受咗傷。」

暴動後，港英政府緝拿左派人物。朱虹說，政府刻意拘捕知名左派人士，殺一儆百，左派影人傅奇與石慧夫婦便是很震撼的例子。朱虹未受牽連，她說當時很氣憤：「我哋只不過係抗議高壓政策，又唔係偷呃拐騙。」

傅奇與石慧兩夫婦是五、六十年代紅極一時的銀壇金童玉女，兩人出身於左派電影公司，因演《蜜月》結緣，育有兩女一子，其中一女是現已息影的傅明憲。


《金鷹》一片令朱虹成為「百萬女星」，該片的宣傳海報還標榜在蒙古實地拍攝。


中共動用國家資金在香港投資戲院，專門放映左派電影公司的作品，普慶戲院便是其中一間。

傅奇石慧羅湖橋抗爭
香港六七暴動期間，傅、石兩人因為參與過反英抗暴，先被港英政府拘捕，羈押於摩星嶺的「白屋」八個月之久。政府其後欲把兩人遞解出境，於 1968年將他們押至羅湖，但兩人走至羅湖橋中間停步，拒絕被遣返， 31小時後，港英警方惟有重新拘捕他們，這是香港土共引以為傲的「羅湖橋頭抗爭事件」。石慧其後獲委為全國人大代表，傅奇則棄影從商，後移居加拿大。

六七暴動是內地文化大革命的延伸，說起文革，朱虹有點沮喪。她說，那段時間，左派電影公司開戲受到極左思想干擾，內地政府要求公司開拍關於工農兵的電影：「喺香港拍乜鬼工農兵？你叫我扮農民點似？我都未接觸過，扮兵就更加唔使講，所以冇辦法拍得到，惟有拍啲反政府嘅戲，但係喺香港又上唔到畫，因為講學生運動嘅戲過唔到電檢。」朱虹曾經受邀往內地體驗文革，結論是：「文革好大面積咁摧毀咗中國文化，老祖宗留落來嘅家當都破壞晒，大學入學條件係睇階級出身，豈不是全民變白癡？所以我上去睇完之後有啲反省，覺得條路行唔通。」

無可奈何之下，朱虹還得拍些樣板戲，因為左派電影公司形勢比人強：「文革之後，古裝戲冇得拍，因為大陸要除四舊。以前買開我哋電影嘅邵氏，出於台灣方面嘅壓力，又唔再買我哋啲片，我哋只好靠大陸。」


左派女明星石慧當年高舉《毛語錄》參加「反英抗暴」的示威。


傅奇（中）與石慧（左一） 1968年被港英政府押至羅湖，上演了羅湖橋頭抗爭事件。

看到政府貪腐真心痛
朱虹拍過一套《大學生》，講述大學招生，知識分子不獲錄用，考入的都是工農兵子弟。其中一幕講述工農兵應考大學，校方問他們憑甚麼來考？他們舉起黑色的手，上面有很多繭，這樣就進入大學了。朱虹覺得很可笑，很荒謬。她又拍過一套《沙家浜殲敵記》，飾演茶館老闆娘阿慶嫂，電影講述地下革命軍如何在抗日戰爭中殲滅漢奸。朱虹不喜歡拍樣板戲，但她說當時沒有太多選擇，而且年少的她還在追求理想：「我哋一腔熱情、滿心抱負，為咗公司運作落去，都要拍。」

文革後，朱虹減產，至 1981年拍完《父子情》後淡出幕前。其後她當過電影監製，作品包括《黑太陽 731》，至九十年代正式退出影壇。回望過去，朱虹感觸良多：「當初為理想拍戲，睇到家中國咁強大，覺得自己理想實現咗，努力冇白費，係最大安慰。但係睇到其中嘅錯失，又令我好痛心。例如睇到政府嘅貪污腐敗，真係由心裏邊痛出嚟，係一種錐心錐肺嘅痛。」


朱虹息影後甚少公開露面，這是八年前一次記者會上的照片。


雖然不喜歡拍樣板戲，朱虹還是拍了《沙家浜殲敵記》，講述地下革命軍抗日戰中殲滅漢奸。

左派電影是怎麼一回事？長城影業公司編劇朱克接受香港電影資料館訪問時說：「當時有所謂『九稿十三綱』，作者先交故事，經過十多次討論才寫大綱。即是說，我們寫了九個故事稿，再寫十三個大綱，最後仍拍不成。你說多浪費人力物力，我們可以花一年多至兩年才磨蹭出一個故事……共產黨領導電影，真失敗。」

政治宣傳電影不賣座
不過，《冷戰與香港電影》編者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李培德指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香港左派電影公司並非事事按照北京意旨辦事。中共希望左派電影公司拍攝政治宣傳電影，但香港觀眾不感興趣，電影不賣座，所以香港的左派電影公司並沒有開拍太多宣揚意識形態的影片。更奇妙的是，左右派電影公司之間，竟然可以合作。

五、六十年代，中國大陸禁播西片，但中共負責文教政宣的部門有需要了解西方電影，惟有經過香港左派電影公司購買西片。相反，右派陣營也渴望得悉左派影片如《黃梅調》電影的製作，於是派人與左派電影機構秘密交往。右派公司如邵氏甚至會向左派公司購買電影，在東南亞發行。

香港演藝界一直是中共與台灣之間的磨心，七十年代末期大陸改革開放，無綫電視於 1979年首次正式公開在內地攝製節目《歡樂今宵：羊城賀歲萬家歡》，大批演員參加，包括羅文、鄭少秋等。但為了不影響日後在台灣的發展，在節目尚未開拍之前，各人均預先遞交一份悔過書。內文表示自己參演實屬被迫，並保證「反共愛國的意志，絕不動搖。」


現今影壇無分左右派
所謂左派電影，今後在香港的發展會是怎樣？李培德說：「政治宣傳電影由一開始就冇市場，而且香港電影已經陷入低潮。」朱虹更乾脆道出香港電影界的政治現實：「家冇所謂左右派之分 o架喇，邊個夠膽唔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呀？」

六七暴動，亦稱六七左派工會暴動、香港五月風暴，當時參與者稱之為反英抗暴，1967年5月6日於香港爆發。香港親共的左派在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下，展開對抗英國殖民地政府（港英政府）的暴動。事件由最初的罷工、示威，發展至後期的暗殺，出現暗殺名單、放置炸彈。結果51人直接在暴動中死亡，另外超過800人受傷，死亡人數僅次於1956年雙十暴動。六七暴動是香港發展的分水嶺，令香港人對共產黨政權失去信心，亦促使港英政府改善施政。


工商日報 21/08/1967
第四頁
（右上）　北角清華街暴徒逞兇炸死小姊弟
（左上）　且看左報會否刊登此殘暴消息　（答案係無）


大公報 25/08/1967
第四頁

地下突擊隊鋤奸 林彬受重傷
- 此人一向在反華宣傳中充當「爛頭蟀」角色，自五月抗暴以來，他對於愛國同胞更極盡污辱誣衊之能事。
突擊隊懲戒林彬後 發公告公布其罪狀


大公報 29/08/1967
第四頁
地下鋤奸隊做得對！
漢奸林杉被處死
蔣屝幫痛徹心脾
蔣特頭子致「唁」蔣大報寫「社評」
同胞警告漢奸走狗應懸崖勒馬

林彬（1930年～1967年8月24日）原名林少玻，是20世紀60年代香港商業電台的節目主持人，以正直敢言而稱著，亦因為林彬敢言的作風，所以商業電台曾經被香港市民視為一個敢言的電台。

1967年香港的左派工會發起暴動時，林彬於電台節目大丈夫日記及欲罷不能裏，猛烈批評發起暴動的左派暴徒，指他們擾亂香港秩序，更多次譴責香港極端左派暴徒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鬥委會）主任楊光。

林彬在欲罷不能節目內對左派暴徒的行為及目的更是諸多嘲諷，節目名稱中的「罷」字，就是指左派暴徒發動罷工、罷課、罷市，妄圖擾亂社會秩序，最後都不能成功。

1967年8月24日約早上8時，林彬駕駛私家車（車牌號碼：AF7268）上班途中，於何文田窩打老道住所附近，被偽裝成為修路工人的左派暴徒攔截，左派暴徒向車上淋潑電油及縱火，結果林彬慘被活活燒死，同車的堂弟林光海被燒至重傷，其後也在醫院裏死去。

林彬被殺後，左派暴徒中有人以匿名身份承認責任，直指林彬為「民族敗類、港英走狗」，殺害林彬是「執行民族紀律」，並揚言仍然會繼續「制裁其他敗類」。

當日商業電台取消所有節目，全日改播哀樂，董事經理何佐發表聲明：

～～～暴徒顯然對商業電台努力揭發他們殘害市民及破壞本港安寧的醜惡活動，害怕得要死，因而採取這種滅絕人性的手段，以圖恐嚇本台及工作人員，但左派暴徒今日的殘暴手段，決不能動搖本台及各同寅反對暴力的正義立場，我們一定會更加努力，在各方面協助當局敉平騷亂～～～

林彬被殺，激起香港市民對左派暴徒的強烈不滿，明報社長查良鏞（金庸）在報章內明確反對文化大革命及左派暴動，明報月刊對林彬的死立即作出定位，把林彬形容為「天不怕、地不怕的抗暴英雄」，香港政府對左派暴徒亦作出更強烈的鎮壓。

以往盛傳林彬生前在何文田的寓所是18樓C座，為了紀念林彬敢言的精神，後來商業電台的一套時事廣播劇就以「18樓C座」來定名，但後來又證實是誤傳（實際上林彬生前住在16樓D座）。此外，商業電台的總部大堂在1997年以前，一直掛有林彬及林光海的遺像，藉此訓示員工不要忘記林彬的犧牲。

林彬被殺後，一直無人被捕，至今仍然是一宗懸案，但一般香港人都認為香港工會聯合會（工聯會）理事長兼鬥委會主任楊光就是幕後的主謀。

楊光一直逍遙法外，甚至於2001年獲得香港特區政府頒授「大紫荊勳章」（GBM）時，引起了香港市民的嘩然，有不少老一輩的香港人，仍然不能忘記在報章及收音機得悉林彬被殘殺的消息和楊光的暴行。

大公報 26/08/1967
第四頁
反華小丑林杉死了


大公報 27/08/1967
第四頁
同胞警告漢奸走狗應從林彬取得教訓
與祖國人民及港九同胞為敵無好下場

「林彬只是死於社會動亂」、「林彬之死非左派責任」，為了反擊節目主持人潘小濤指商業電台不應向民建聯出售節目時段進行政治宣傳，與左派一脈相承的民建聯不惜竄改這一段當年左派本身也承認的歷史。該黨立法會議員黃定光及陳鑑林先後否認左派活活燒死該名強烈譴責 67暴行的商台播音員林彬，陳更聲言「唔能夠再容忍」商台所謂編輯自主。多名泛民主派人士指摘民建聯歪曲歷史掩飾真相，企圖逃避承擔當年左派所犯的錯誤。記者：林俊謙、莫劍弦、白琳


商台播音員林彬

民建聯以逾 50萬元向商台購入時段，推出遭外界質疑為政治廣告的「十八仝人愛落區」節目，受到市民猛烈抨擊，商台節目主持人潘小濤更分別在自己節目及公開撰文批評民建聯以往多次出賣港人利益，又重提 1967年左派暴徒燒死在節目《欲罷不能》中批評左派的商台播音員林彬，認為商台賣時段給民建聯的決定如「引入魔鬼」，愧對死去的林彬。


當年左派報章《大公報》報道直認林彬遇襲是左派所為，並以標題大讚「地下鋤奸隊做得對」。


商台播音員林彬 67年駕車上班途中，遭暴徒攔截淋電油燒死。

聲稱「林彬是死於社會動亂」
潘小濤重提 67暴動歷史，無疑揭露繼承左派血統的民建聯瘡疤，結果引來民建聯全面反擊，該黨進出口界議員黃定光更去信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要求討論事件，企圖打壓潘小濤，黃定光前日更在報章撰文，反駁潘小濤指左派是燒死林彬元凶，黃定光聲稱「林彬之死，死於社會動亂」。

黃定光之後接受商台《左右大局》訪問，更毫不掩飾為 67年左派暴行塗脂抹粉，當主持人問他左派應否就當年燒死林彬道歉時，黃定光反駁稱：「香港左派亦都付出咗好多，香港左派亦都死好多，邊個有所謂道歉呢？」

他更否認林彬是遭左派殺死，「我諗當時香港左派未必想置林彬於死，我相信置林彬於死的人，唔係香港左派」，又指他不相信林彬之死和當時策動暴動的左派鬥爭委員會有關，「鬥委會當時未必有燒死人，我唔相信（同鬥委會）有關」，對於左派是否欠林彬一個道歉，黃揚言「我諗係兩件事」。

「想同唔光彩歷史劃清界線」
黃定光否認林彬死於左派手上的言論，得到其他民建聯議員附和，陳鑑林昨日為黃定光護航，認為林彬之死非左派責任，對左派不公平，「我覺得唔應該攞一個人，就代表晒嗰件事係邊個責任，或者係嗰班人嘅責任，呢個對左派係好唔公平。」

他又指 67暴動時「死傷嘅人又唔係淨係林彬一個」，不應再去追究責任，「當時六七暴動，死傷嘅人又唔係淨係林彬一個，可能仲有好多其他市民，亦都因為唔知乜嘢原因死嘅，可能因為有暴徒，或有可能係當時警察導致嘅死傷，如果我哋真係要追究的話，呢樣點樣去追究呢？」

陳鑑林又指摘重提這段歷史的潘小濤，不應批評民建聯，認為其言論反映商台現時編輯自主和言論自由「係偏頗、唔公平、唔持平」，又指「喺任何（商台）節目裏面，嗰啲主持人都係政治上非常偏袒，我哋從來無去話佢，認為有時傳媒機構所謂編輯自主、言論自由空間應該有限度」，但今次事件「我哋唔能夠再容忍」。

泛民主派議員對民建聯企圖竄改左派燒死林彬的歷史，無不譁然，李卓人批評民建聯只想掩飾真相、歪曲歷史，逃避承擔當年左派所犯的錯誤，「佢哋只係想同左派呢段唔光彩歷史劃清界線。」

日前曾到商台門外悼念林彬的社民連陳偉業批評，民建聯今次明顯扭曲歷史，「我唔相信鬥委會無參與燒死林彬行動」，當年不少親共報紙更指林彬應該被燒死，「民建聯同左派，應該向當年受傷的警員同無辜市民道歉」。

林彬之死是左派暴行還是「意外」？中共喉舌《大公報》在他遇害翌日以「地下突擊隊鋤奸　敗類林彬受重傷」為題，譴責他為「對於愛國同胞極盡污辱誣蔑之能事」、對港英政府「認賊作父」。《工商日報》報道，林彬送院時在救護車大喊「左仔害死我咯！」有老左派則向本報聲稱事件中有人「出手過重」，純屬意外。
商台播音員林彬 1967年 8月 24日遇害，《大公報》翌日報道稱，事發早上 8時許，林彬偕堂弟駕着藍色福士私家車到何文田文福道嘉鳴閣對開馬路上，「私家突然着火，車上跳下兩個火人，其中一人在馬路上打滾，一人則跑到當地附近麗的呼聲……林彬衣服盡毀，躺着不動。」該報又稱呼林彬為「林逆」，細數其「罪狀」，「此人一向在反華宣傳中充當爛頭蟀角色……他天天叫囂，用盡無恥無良低能辣撻下流賤格的語言，把祖國的革命群眾稱為暴民。」

「作出民族紀律的處分」
親台灣的右派報章《工商日報》則報道，事發當天「地下鋤奸突擊隊」司令部發表公告，指事件是「向林逆作出民族紀律的處分，嚴厲懲罰，以示儆戒」。

《工商日報》又稱，林彬當時被擲汽油彈，滾出車後再被淋電油，臉部燒焦，頭髮燒光。他在救護車一度甦醒，並向妻子大喊：「左仔害死我咯！」商台創辦人何佐芝發聲明譴責暴行，「暴徒顯然是對商業電台努力揭發他們殘害市民及破壞本港安寧的醜惡活動，害怕得要死。」該報又指，「地下鋤奸突擊隊」以鬥委會為首。資料顯示，該會為暴力反殖民組織，由工聯會理事長楊光領導。

曾貼身採訪六七暴動的《文匯報》前記者周奕去年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兇徒當時只想給林彬一點「懲戒」，但出手過重，釀成悲劇。他認為左派暴行只是實際效果不適當，影響民生，「我唔能夠絕對講係錯，孫中山先生都係搞暗殺喎。」

「土製菠蘿」、「同胞勿近」，相信五六十歲以上的香港人對這些字句不會陌生，他們都經歷過這動盪的一年——六七暴動，這場暴動不但造成多人死傷，更促使前行政會議召集人鍾士元由工業家逐步踏上從政路。

1967年5月，新蒲崗一宗人造膠花廠勞資糾紛引發警民衝突，在左派介入下，演變為打著「反英抗暴」旗號、具政治目的之暴動。歷時7個多月的暴動中，示威者不單仿效內地文化大革命，手持毛語錄包圍港督府，甚至在街上放置自製炸彈。

「不止放菠蘿 還有放蛇」

「大Sir」鍾士元當時是電筒廠總經理，工廠也在新蒲崗。他回想當時人心惶惶﹕「不止放菠蘿，還有放蛇。當時很多工廠因暴動影響生產，部分工人沒上班。政府希望一些民間組織出來支持，讓政府能夠大刀闊斧平息暴亂。」

當時鍾士元擔任香港工業總會主席，也當了兩年立法局臨時議員，被視為協助港英政府管治的顧問。不論爭取業界利益還是社會穩定，這個政壇新丁決意動員工業總會會員，發表公開信支持政府展開鎮壓。

歷時逾7個月的暴亂最終在中方干預下結束，也令工商界的鍾士元、安子介、周錫年等開始探究香港前途問題，暴亂亦掀起港人恐共心態﹕「自此之後，香港出現大批移民，害怕香港回歸中國變了共產主義。」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星期五）

　　北京市委會拘捕

　　紅衞兵五大領袖

　　全市舉行集會加以批判

　　【路透社北京十六日電】新華社證實文革中在北京崛起的紅衞兵五大領袖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已經被捕。 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決定全市舉行集會，批判上述五名反革命分子。會議指出：他們經過長期教育，拒絕悔改。

　　聶元梓（女）原是北京大學哲學系講師，寫了文革第一張大字報，隨着文革興起，她就在黨內及北京市政府內擔任高職。新華社稱：這五個反革命分子反黨亂軍，大搞打砸搶，無辜群眾、公共財產、法制都遭殃。

　　這次市委常委擴大會議是原市委第一書記吳德上月去職，林乎加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後舉行的，觀察家認為：北京市還有進一步整肅。

　　新華社指出：會議強調要加緊批判林彪四人幫的運動。會議宣布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門暴動是革命事件。天安門事件曾被中共政治局定為反革命事件，導致鄧小平副總理第二次下台。鄧小平復出後，可能策劃這一次清算。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指出：對現行反革命分子、刑事犯罪分子、投機倒把分子、貪污分子，要進行堅決鬥爭。為了提高生產，必須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人民無憂慮。目前最大問題在住房問題，這方面工作要加強。

　　又據倫敦電台十六日廣播說：中共官方報紙第一次公開譴責一九六零年代震撼全國的文化大革命。英國廣播電台駐北京特派員說：報上的評論對已故的毛澤東主席作嚴厲的婉轉批評，社論提及到十三年前發表的一篇文章，說文章是展開文革的序曲，並且指明是毛主席當時緊急下令寫出來的。

　　社論認為這篇文章是反革命的標誌，鼓吹實行法西斯意識形態的專政。

　　該台記者說，這種指摘，引起了人們的一個惹人議論和一觸即發的問題。他說這種指摘反映出支持鄧小平者的看法，鄧小平文革時期受貶害，後來才恢復名譽。

　　可是該台特派員補充說，看來中共領導層裏的人，可能包括華國鋒主席在內，卻是極度反對用這種方法，一筆勾銷十三年裏的事情。

文革時期北京大學的聶元梓、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及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統稱為北京造反派「五大領袖」。

　　聶元梓1921年出生於河南省滑縣，她因一張大字報成為文革風雲人物，參與迫害鄧小平子女等活動。1978年4月入獄。1983年3月，57歲的聶元梓被判處17年徒刑。1984年6月她准保外就醫，1986年獲假釋化名王蘭做生意致富。晚年患心臟病、腰椎骨嚴重錯位等多種疾病。聶元梓兩次婚姻皆失敗，1994走完了自己的一生。著有自傳《聶元梓回憶錄》。

　　蒯大富1945年9月出生，江蘇濱海人。文革中，蒯大富組織井岡山兵團幹了轟動全國的「智擒王光美」，1978年4月被捕，1983年3月判囚17年，1987年10月獲釋，1992年被任命為山東一家公司總工程師。

　　韓愛晶1945年9月出生，江蘇漣水縣人。文革中參與揪鬥彭德懷、徐向前、葉飛等人。1979年被捕，1983年6月判囚15年，2003年後在一公司任顧問。

　　譚厚蘭1937年出生在湖南省望城縣，文革中帶領井岡山的200 餘人，在曲阜召開搗毀孔廟萬人大會，毀壞文物6,000餘件，燒毀古書2700餘冊，各種字畫900多軸，歷代石碑1,000餘座。1978年4月譚厚蘭被捕，後免於起訴。1981年查出患宮頸癌，回老家治病。1982年11月去世，一生未婚。

　　王大賓1942年出生在四川省涼山地區的一個漢彜族通婚農民家庭，1966年大學畢業前夕，投入「造反運動」中。他兩次結婚，育有一女。王大賓後任四川一間公司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