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范兒 - 《新週刊》

打開記憶之門，重溫民國范兒。

　　中國人走過各朝各代，於文明積澱和生活碎片之中，活出了豐富的精神和面貌。多看一眼中國人走過的路、曾經有過的好樣子，是一件有意思、有意義的事。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氣質，更何況這是一段與新中國交接的歷史時空。我們回望上個世紀上半葉，考察作為一種趣味、一種風尚、一種美學的民國范兒。

　　當代人讀現代文學、看年代戲、鑒賞民國藝術、八名士風流、遊歷城市的民國建築，可算流行的精神消費；當代人看近百年前的同胞如何魯莽而勇敢地進行著現代文明的創造與接軌，可算深度的精神交流。昨天是今天的鏡子，也可以是今天的營養。

　　長衫旗袍的歲月已逝，重要的是今天，當代中國人是什麼范兒。

百年過去，中國人的人類學特徵發生了斷裂式的顯著改變。龍種與跳蚤更替，人格與國格消長。回望民國，就是回望一段離我們最近的“大歷史”——雖已“絕聖棄智”，卻又氣息延綿。

　　採訪/胡赳赳

　　看民國風景，有歷史、有人物、有景觀、有文爭武鬥、有生活方式，歸根結底，是生活方式。思想激變，生活方式亦隨之激變。這是一段“過激”的歷史，人人慨當以慷、個個向死而生。

　　民國人的精神、氣節、面貌、習性、禮儀，因之而帶有“民國范兒”。既便在老相片中發黃，仍一望可知。

　　今天，討論民國范兒，是討論曾經存在過的一種趣味、一種風尚和一種美學。

　　民國范兒是個什麼范兒

　　(第一代第二代中共高層站那兒，就是一群民國人。清末民初，中國民間冒死犯禁的猛人太多了，成了要命的基因遺傳。那年《色，戒》播映，我遇見餘光中夫婦，余夫人說，我們民國的女子是有烈性的。)

　　《新週刊》：在一次交談中，您提示說，民國范兒並不像現在的影視劇那樣，但可以到民國電影中去找，請進一步說說。

　　陳丹青：我喜歡看樣子。所謂“民國范兒”，先是一種“樣子”吧，和如今滿眼所見不一樣。今人要“看”民國，只能是照片和影像了。去年的電視劇《潛伏》，有點像的，但民國的真滋味還在民國老電影：《馬路天使》、《小城之春》、《神女》，《一江春水向東流》……那時的導演和演員不知道什麼“民國范兒”，他出來就是啊。

　　你們《新週刊》今年發了一幅難得的照片，是胡適在美做大使，幾個紳士淑女圍著他，各人的裝扮，姿態，室內的陳設，全是對的——單是這張照片，可寫一篇民國與共和國文化差異的大論文——可是拍攝那一刻，他們哪在乎民國不民國。現在各駐外使館，你見過嗎？

　　近年拍的所謂主旋律電影，那份肉麻，我寧可看五六十年代的《南征北戰》、《雞毛信》、《董存瑞》，一股活氣：那才是貨真價實的革命電影。“革命范兒”，也早沒啦。你聽聽現在唱的老歌紅歌革命歌，別說裝腔，靡靡之音也不如，那是革命的自我調戲、自我作賤啊。

　　正宗的革命范兒，是民國之前，當時俗稱“革命黨”。革命黨鬧革命，沒功夫弄文藝，所以民國文藝倒是民間生發的，有感情，有豪氣，但是沒黨氣。聽過1953年前後電影《上甘嶺》裡的大合唱《我的祖國》嗎？至今還是歌頌共和國的壓軸曲：

　　一條大河波浪寬，

　　風吹稻花香兩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聽慣了艄公的號子，看慣了船上的白帆……

　　這種歌詞的寫法、愛國的愛法，其實是民國的。當時的詞曲作者與合唱演員，歌聲裡那種情感，也是民國式的，此後這等樸素真摯的歌詞硬就是寫不出來——到六七十年代，革命歌一股戾氣，現在的唱法，那是又土又俗的妖氣了。

　　《新週刊》：我們想像中的民國范兒屬於一種誤讀？您曾經說，民國范兒到1966年才結束，中共高層都有民國范兒。

　　陳丹青：別以為民國范兒屬於“反動派”，弄得裝扮蔣介石毛人鳳的演員們擠眉弄眼瞎琢磨，其實第一代第二代中共高層站那兒，就是一群民國人。毛澤東1893年生，民國元年19歲，1949年56歲。你把50年代中南海照片和國民政府的黑白照片對比看，何應欽啊、李宗仁啊……黨氣雖有不同，“范兒”大致一類。國共兩度合作，原是同學同事關係，平時隔壁鄰居，白天在同一個辦公室上班，追同一個女子，一家兩代就有兩黨：邵力子傅作義陳佈雷的兒女，都是中共的人。蔣經國在蘇聯還寫過公開信聲討他爹。

　　兩黨作風徹底改變，是到文革了。部分原因是服裝的變化。蔣比毛早走一年，同期的照片，蔣宋夫婦穿中山裝和旗袍，大陸這邊，毛江二位忽然穿上解放軍綠軍裝，那是共產黨自己設計的，民國時期，我軍軍裝就是國軍軍裝嘛，只是樸素破舊一點，幾位大帥不戴美式大蓋帽而已。我軍是到攻佔東北後才設計自己的軍裝樣式吧，這要考證，我不清楚。然而服裝和扮相是要命的事情。20年代的熱血青年嚮往一套北閥軍裝，40年代的時髦小子穿美式大衣，60年代末，哪個紅衛兵小子穿一套黃裡泛白的解放軍舊軍裝，姑娘瞧見，就扛不住了。美國普普藝術和法國學生運動都把綠軍裝視為紅色中國的符號，80年代崔健單挑綠軍裝上台喊搖滾，不是沒道理，照符號學觀點，那才是正宗共和國小子，一無所有。

　　你會說，服裝不能代替氣質，沒錯。國民黨元老不去說了，共產黨起事那撥人，都是有臉有譜的范兒。

　　如今的軍政舞台，你排幾個像樣的臉譜給歷史看看。1949年第一屆政協會議老照片，我從毛週身後的人縫裡仔細瞧，各省民主黨派那些老人的面相架勢，如虎如豹，都是真角色，滿以為從此可以協商下去呢。後來一批批蔫了，但譬如章士釗，還給用著，還常活動：早先他是陳獨秀的辯護律師，又暗送經費給毛潤之，念老交情，文革初他還試圖協調毛劉關係，文革中期周恩來安排他密使香港和國民黨人員接洽……

　　文革後，民國“范兒”沉渣泛起了：很多民國老人都還活著呢。

　　《新週刊》：依您總結，民國范兒是個什麼范兒？

　　陳丹青：1979年我在北京的什麼演出場合遠遠看見當時的全國僑聯主席廖承志。遲到了，穿著肥大寬鬆的中山裝褲，一臉疲倦而寬厚的官相，被前呼後擁走過座位當中的通道，和人握手點頭，談笑風生，十足像個老爺。你想啊，雖然他在共和國做了30年大官，但他爹是民國元老，他是第一代民國老革命的公子哥，大少爺，從小看慣兩黨大老，自是民國的氣度。前年讀到一篇他的下屬的回憶，果然說他一天到晚開玩笑，為此還做檢討，檢討時仍舊開玩笑，說是臨死前再說一句，逗大家笑笑，然後跳進棺材去。

　　這就是民國范兒。如今的高官會是這般做人說話嗎？

　　老牌共產黨員有的是這范兒。單是特科系統，李克農喜歡養狗打獵；康生在延安穿美式皮夾克，還精於搜刮文玩；最近去世的漫畫家華君武也會打扮，叼個煙斗，皮大衣敞著，雪白的羊毛圍巾，他在延安時期的照片穿著破棉襖，可是一臉神色是上海灘前衛藝術家公子哥；周恩來不必說了，重慶南京時期，70年代中美建交時期，美國人見那范兒，就有認同感。周的父祖輩是被選派迎候南巡聖上的地方豪紳，所以這位“無產階級革命家”其實是晚清的世家子弟。如今外交官見外賓，全套西裝領帶，頭髮專門弄過，還是又土又木訥，放不開。前中共退休外交官吳建民指說駐外官員說話言語貧乏，其實很難怪的：20年來，再高層的官員學者也是小科員一路看眼色混上來，談吐氣象，自是不濟。

但民國范兒並不單指權貴，而是各色人等坦然率真那股勁。民國前後出來舉事的傢伙，敢作敢為，有豪情，有膽氣。成敗不論，忠奸另說，譬如汪兆銘，詩詞了得，美少年，居然弄炸彈，搞暗殺(蔡元培也幹過同樣的事)，捉住判死，清朝官員念他才俊，給他免了——清朝的范兒也是性情畢露啊——再譬如胡蘭成，浙江鄉村窮孩子，學歷背景全沒有，出來指點江山，有學問有文采。現在嵊縣胡村出來個窮小子，也就是打打工，寫寫手機短信吧……民初張國燾陳公博他們去廣州，年紀輕輕，滿腦子革命見解，廖仲愷，就是廖承志他爹，乾瘦老頭，直接帶著小伙子進國民政府面見孫中山，說是你們講講吧，什麼主張，他們就衝著國父大大咧咧說。民國的有志青年見了大人物，心裡臉上，沒遮攔。五四那天，張國燾為首的學生隊伍準備前往天安門，校長蔡元培出面勸說，給小張跑上來一把擋開，領著隊伍就出校門了。

　　抗戰之際，群情滔滔，也是蔡元培出面申說政府萬難，結果學生竟然擁上去拖著打。蔡先生是怎樣的資格與人格？經此一事，身心俱傷。

　　清末民初，中國民間冒死犯禁的猛人太多了，成了要命的基因遺傳，1949年後，遺傳錯位了。林昭，1957年陽謀初起，沒她的事，實在因為看不過所謂右派同學被圍攻，忽然她就跳上桌面，大聲喝斷，和那些圍攻者激辯，還當場念古詩。你想想，一個蘇州的女子，二十幾歲，渾身是民國的剛烈，她的上代就有民國的烈士，而她後來果真拿命抵了自己這股氣。她在獄中也有柔弱愁慘之時，留有詩文，言辭淒然，情同秋瑾姑娘——共和國時期多少不安分的少年，包括部分紅衛兵，都以為是在繼承先烈遺志，都有一腦門子被灌輸的革命記憶，誰也不會想到那是民國記憶，他們倣傚崇敬的中共烈士，是民國范兒啊。

　　那年《色，戒》播映，我遇見餘光中夫婦，余夫人說，我們民國的女子是有烈性的。《色，戒》那位烈女子的上代，也是烈士，和林昭一樣，一門之中，兩代人喋血成仁。

　　現在的70後80後總算擺脫這致命的記憶了。掐斷歷史是要動刀的。張志新喉管給切了，但你知道林昭的待遇嗎：她在單人囚禁時整天叫罵，獄卒專門製作一個頭套，封住她的嘴臉，吃飯時解開，飯後再給嚴嚴實實套上，睡覺時也戴著。指揮家陸洪恩當庭叫罵，直接把他的嘴撕了，去刑場路中再給擊落下顎，發不出聲。切喉管是醫學進步，並不止張志新，1979年我看過官方報道，總共40多人犯被切割，其中包括文革後執行死刑的人。

　　古典文化轉換的國家景觀

　　(民國作為國體，是短命的，粗糙的，未完成的，是被革命與戰禍持續中斷的襤褸過程，然而唯其短暫，這才可觀。一個現代國家現代文明的大致框架，就是那不到30年間奠定的，豈可小看。)

　　《新週刊》：民國若是個時間定義，從1912年開始到1949年就結束了。若是個空間定義，它氣息未絕。您是如何定義民國的？

　　陳丹青：民國那股氣，不是民國才有。清滅了，但是清朝上溯整個古代的那種士子氣，那股飽滿的民風，其實都在，都順到民國來了。民國是新朝，是古老國家的龐大轉型，民氣格外強旺，不然哪來那麼多前仆後繼的亂黨和烈士。關於清末民初的敘述，解放後弄得只剩魯迅一個文本：在他的小說裡，那個時代暮氣沉沉，老朽不堪，可是你想想清末革命黨那份囂張、那份咄咄逼人，康、梁，還有徐錫麟、譚嗣同，捨我其誰，敢作敢當，是個腐朽時代的徵象麼？魯迅自己，說話之猛，詛咒之毒，又豈是孱弱的國民所能為。他曾形容神州大地是“無聲的中國”，其實在他的時代，中國吵鬧得很哩。1915年胡適回國後，上下古今發議論，才二十六七歲，成名後每週擇一日，家門敞開，各色人等進去和他擺龍門陣。今之網友或許譏為作秀，可今人哪來那股陽氣。現在二十六七歲的博士生留學生，也就整天纏繞論文格式，排列關鍵詞。

　　民國作為國體，是短命的，粗糙的，未完成的，是被革命與戰禍持續中斷的襤褸過程，然而唯其短暫，這才可觀。一個現代國家現代文明的大致框架，就是那不到30年間奠定的，豈可小看。單說民國的大學教育，今時休想望其項背，當年浙江的中小學教師是李叔同豐子愷葉聖陶，紹興鎮的中學校長，會是周樹人。近時讀出版業鉅子張元濟往事，他好像是前清的舉人吧，1949年新政權催其北上共與國是，老先生既疑且懼，幾度上書推卻，用的是漢賦的辭令……民國是豐富的，是古典文化大規模轉換的國家景觀，回首前瞻，與傳統、與世界，兩不隔絕。只可惜民國的整體風範，民國的集體人格，才告確立，才有模樣，就中止了，改道了，無可挽回。

　　民國的前因，是在清代——清晚期，所謂白話文，所謂現代傳媒、現代教育、現代習俗、現代價值觀，包括初期工業、交通、郵政、商業等等，都出現了——民國的後果，則延伸到1949年之後。氣數斷絕，那要到文革了。毛澤東說：文革是共產黨對國民黨，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繼續鬥爭。我小孩子聽著，嚇得出汗，我們不是戴著紅領巾天天升旗舉手要接班嗎，怎麼還沒鬥完，現在想想，他很清楚，1949年前認識他、瞭解他，與他平視平坐的許許多多老輩，都還活著哪。

　　我是到了90年代回國一看，才回過神來：我小時候，從50年代到70年代，甚至部分80年代，滿大街是民國人(十三屆三中全會主席台上，以鄧小平為首的第二代領導人，包括彭真李先念楊尚昆等八老，哪個不是民國人？)很簡單，我輩的家長，民國青年，我輩的中小學老師，還是民國青年。為什麼大家懷念80年代恢復高考後的大學教育？原因固然很多，關鍵一條，那時各大學主要教授都是民國的文人。我上美院時，左翼老前輩如魯迅的學生江豐，為聶耳填詞的許幸之，都還在食堂打飯吃，北京城裡，梁漱溟錢鍾書沈從文楊憲益，都好好活著呢。現在毛主席應該放心了：他的同代人都死了。

　　要說空間定義，除了殖民時期建築和古代建築，全國目前可看經看的樓宇殿堂，譬如清華、燕京(即今之北大)、北師大，南京的中央大學(即今之復名的東南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當然，還有中山陵，大部分是民國人設計的。這些年有錢了，中國的大學建築張牙舞爪，不倫不類，哪像是斯文之地。

　　再者，話語算不算空間？所謂白話文，現在公認最好的白話寫作是在民國，而民國上乘的白話文是清末舊白話，淵源上溯宋明。1949年後，尤其是1979年迄今的白話文，白是白了，然而無文，眼下你舉得出一位文體家麼？這是大題目，還得另說。

　　口述民國

　　張鳴口述：五光十色說民國

　　人人都特立獨行，有時特立得崇高，有時特立得猥瑣。牛人被埋沒不了，沒人因為你牛而壓制你，壓也壓不住。但凡有非常異議可怪之論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份尊重。

　　民國史北洋時期，給人的印象，就是亂，眼花繚亂。十幾場仗同時開打，幾十個人物上上下下，說東道西。北洋統治不足16年，光元首就換了好幾位，袁世凱、黎元洪、徐世昌、曹錕、段祺瑞、張作霖。至於內閣，就像走馬燈一樣，平均一年換好幾屆。當過總理的人，能編一個加強排。真是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其實，大家還都沒唱完，觀眾連角兒都沒看清楚，就換人了，跑龍套的，就更無所謂了。

　　那個時代，有自律甚嚴的軍閥，比如吳佩孚；也有渾身流氣的軍閥，比如張宗昌；有人辦大學，辦得有模有樣，比如張學良、唐繼堯；有人搞實業，比如張作霖、劉湘、劉文輝；有人搞農村建設，比如閻錫山；很正面，很值得說。但也有人濫發軍用票，胡亂徵稅，田賦預征到了21世紀，強迫人民種鴉片，種得本土鴉片到處都是，進口的印度煙土沒人要了，徹底實現鴉片的國產化。連軍閥裡面，信仰都五光十色，有信仰社會主義的陳炯明，也有信基督的馮玉祥，還有信佛的唐生智和信道的劉湘。

　　知識界也是如此，有學問大的泰斗，也有混飯吃的南郭先生。好大學辦得可以跟西方比肩，爛的野雞大學也比比皆是。同樣是海歸，有名副其實的名牌學子，也有克萊登大學的高足。自由主義流行，保守主義也流行，連馬克思主義，一度都是學界的時髦，歷史界不搞唯物史觀，大家都看不起。

　　至於風光無限的媒體，更是這樣，有引領潮流的大公報、申報，也有專門登載明星緋聞的晶報。媒體人有志向高遠，參與政治謀劃的高人，也有專門泡胡同，尋找花邊新聞的裡手。張季鸞的社評，每每聳動天下，但晶報的流言蜚語，也照樣能害死阮玲玉。一般的上海老百姓，還就是喜歡後面的花邊，不樂聞大公報的高論。

那個時代，演戲的喜歡談政治，演半截戲，停下來發表演說，看客居然喝彩。政客喜歡唱戲，不會唱兩口西皮二黃的，就不算那個時代的官人。興致高的，還花了大錢下海做票友。軍人喜歡做文人，不穿軍服，偏愛長袍馬褂，跟文人詩酒唱和。文人喜歡談兵，有機會就穿回戎裝，掛上指揮刀，馬上照相留念。

　　大人物都迷信武力統一，無論是袁世凱、段祺瑞還是吳佩孚，甚至包括孫中山。在北邊的要統一，在南邊的也想統一。但小一點的人物卻想分治，搞聯邦，聯省自治，比如陳炯明和趙恆惕。想統一的，統一不了，想分治的，也分治不成。所以，那年月最大的問題是，國家實際上是分裂的，大軍閥控制數省，大聲吆喝，小軍閥控制一個縣，也自己當家。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門，市場不統一，貨幣不統一，國家弱，政府窮，最窮的時候，連中央政府各部都發不出工資來，各個駐外使節，下旗回國——因為沒有了經費。好不容易參戰第一次世界大戰，但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卻名列末等，只能派兩個代表。自家的山東，被列強當成戰利品爭來爭去，自己卻說什麼都不好使。更讓人難堪的是戰亂，上千個大小軍閥，你打來，我打去，老百姓沒有一個穩定的統治者。通商口岸還好，但是內地，則飽受戰亂之苦。這樣的國家，離仁人志士富國強兵的理想，實在太遠。

　　要說好的，也有得說。資本家感覺，做生意挺容易，除了戰亂，沒有什麼人干涉他們。教授和學生感覺也好，但凡提得起來的大學，無論國立、私立還是教會大學，個個像樣，大學自治，教授治校，學術自由。他們感覺校長不像話，立馬就可以起哄驅逐。一做了教授，就是總統來了也可以不理不睬，在課堂上愛怎麼講，就怎麼講，從不擔心因為學術以外的原因被開了。報界的人士更是牛氣，民國時期的牛記者，儘管在北洋末期被殺了兩個，但那是真正牛氣的時代，不管政要還是軍閥，記者想罵，也就罵了。罵了之後人家給錢，收了錢還是罵。連國粹京劇，都是民國時期得到的光大，什麼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須生，都是民國人弄出來的好事。

　　總的來說，民國，尤其是北洋時期的民國，是個色彩斑斕的時代。人人都特立獨行，有時特立得崇高，有時特立的猥瑣。牛人被埋沒不了，沒人因為你牛而壓制你，壓也壓不住。但凡有非常異議可怪之論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分尊重，除非，你只有程咬金的三板斧，後勁沒了。各種各樣的人，都有自己施展的舞台，但施展的前提，是你有這個本錢。這是個連小偷、流氓都有個性的年代，大家各有各的道，沒有絕活，就別想混好。那個時代，中國有國際知名的學者，王國維、陳寅恪和陳垣。有丁文江和李四光。也有世界上叫得響的企業家范旭東、吳蘊初和盧作孚。教育家有蔡元培、蔣夢麟、張伯苓、陶行知。連名聲不好的軍人，也有上過時代週刊封面的吳佩孚。這個吳佩孚，晚年沒落潦倒，但卻從來不墜青雲之志，一直牛哄哄。

　　民主受尊重的時代

　　議會自打成立之後，好像沒做過什麼事情。京裡坊間傳說，兩院議員對於逛八大胡同比參政議政更有積極性，沒事就泡在胡同裡吃花酒，鶯鶯燕燕。但是，既沒有人把他們的高額補貼取消，也沒人敢於蔑視議會。實在不行，就換一個議會，但換了之後，議員還是在胡同裡泡著。曹錕賄選，原本心裡也沒有賄選這回事，無非是公開付給議員的辛苦費，付費，是為了尊重議會，尊重議員。

　　記者在報上罵了當政者，罵也就罵了，當政者硬著頭皮，裝不知道。學生上街遊行，抗議政府行為。不管做得多麼過火，都欺負到警察頭上了，就是不敢鎮壓。不是做不到，而是自己感覺不能做——因為現在是民國，民主政體。

　　但是，當時的人，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大眾，既包括底層的民眾，也包括內地的鄉紳，他們對民主沒有感覺，沒有認識。對於戰亂，有切膚之痛，卻沒有多少發言權。另一部分上層人士，知識界人士，對戰亂的感知相當弱，但發言權大，聲音大。對民主的偏好，主要局限於他們。只是，他們對於民主的喜好，往往帶有強烈的功利意味。這個時期，上層人士和知識界，真正的政治信仰，是進化論。無論推崇軍國民主義(即後來的軍國主義)，還是聯邦主義，社會主義，甚至無政府主義的，骨子裡都是進化論。進化論頑固地相信歷史的進步主義，篤信西方的民主制度是歷史進步的產物，迷信西方歷史的新事物。在那時，他們相信，只要堅持這個制度，堅持這個制度的信條，中國就能走到富國強兵的路上去。即使後來一部分知識界人士拋棄了資產階級民主，也沒有拋棄進化論，只是覺得發現了西方某些比現行的民主制度更好的東西，更為科學，更為民主的東西。

　　這樣功利的民主追崇者，對於跟民主相伴的自由，多半都不怎麼在意。五四新文化運動，本質上是一場文學運動，道德運動。投身運動的青年，開始最在意的是個性解放，個人自由。為了從傳統家族中掙脫出來，他們為之奮不顧身地奮鬥。但是，掙脫出家族繩索的青年，一旦趕上五四愛國運動，輪到自己為國家、為民族爭利益的時候，就紛紛放棄了自己的自由，而且去強迫別人也放棄自由。在抵制日貨的時候，自己可以不惜代價無條件放棄自己所有的日貨，也逼著商販這樣做，不做，就抓人戴高帽子遊街。像孫中山這樣的大人物，則公開鼓吹人們為了國家民族的自由，放棄自己的自由，把自己的自由，融入到民族國家的自由中去。當然，這樣也就沒了自由。

　　沒了自由，也就沒有了民主。

　　民國從北洋到國民黨統治時期，民主沿著下降線行進。越是後來者，走得越遠，降得越低。但是，沒有人會把共和的招牌放棄，沒有人公然蔑視民主，誰都打民主牌。但大家卻都在抽離自由，在民主中抽離自由。

　　毛澤東有文章曰“反對自由主義”，蔣介石也有類似的文章。兩個對頭，在自由問題上，其實觀點十分相近。在反對自由的過程中，原先在民主旗幟下的個性就紛紛逃掉死掉，五光十色的人和事，變得整齊，也變得單一。最終，變成了一個色調。文革中，外國人來到中國，他們發現，這是一個藍色和灰色的王國，連女孩子身上的衣服也不例外。

　　(採訪整理/張凌凌)

　　陶涵口述：蔣經國成長記

　　一位算命先生鐵口直斷，說蔣介石第一個太太生下的兒子，日後必是貴人，官位極高。這直接導致了蔣經國的出生。

　　蔣介石14歲那年，母親決定給兒子成親，她挑選了鄰近巖頭村一位19歲的姑娘毛福梅。毛福梅還有一名大約同齡的陪嫁女婢阿王跟進門。福梅體格強壯，個性和藹，略為纏腳，較能方便做事，蔣母特別看中這一點。

　　婚禮在冬天舉行。毛福梅說，她和夫婿婚後頭兩個月非常快樂，可是婆婆責備她教壞兒子偷懶，小兩口一起出門散步，躲在房裡說笑談天。於是她便聽話而對夫婿保持距離，以致夫妻感情不睦。

　　蔣介石於1907年進入北京附近的武備學堂。不久，就被選拔進入日本振武學校，在東京期間，蔣介石與中國流亡人士交往，並進而加入孫中山成立的革命同盟會。蔣介石利用暑假回到上海，參加同盟會設在法租界秘密總部的工作，並不回溪口老家。

　　毛福梅秉持中國禮教，依然忠誠可親，可是此時的蔣介石已經嫌棄這個老式的配偶。毛福梅曾向友人訴苦，說蔣介石時常毆打她。因此，1909年夏天，毛福梅似乎不會有生子的機會。但是，一位算命先生鐵口直斷，說蔣介石第一個太太生下的兒子，日後必是貴人，官位極高，蔣母深信不疑。

　　這是好消息，可是預言若要實現，總得安排夫妻倆有魚水之歡呀！蔣母(王太夫人)帶著媳婦到上海。蔣介石起先不肯聽從母親的安排，王太夫人以自殺威脅，他才不得不從。毛福梅在這年夏天與丈夫共處了一段時間，總算懷了身孕，才回到溪口。

　　1910年4月27日，毛福梅臨盆。她口述一封信給蔣介石，通知他已為人父，母子均安。這個兒子就是蔣經國。

　　與“少年繼母”遊學上海

　　1921年，蔣介石母親去世，當時，儘管國民黨內部鬥爭激烈，華南軍事局勢吃緊，蔣介石卻遵奉古禮服喪，在溪口守喪數個月之久。他在山上一間小屋靜思，將個人生活提升到新的境界。蔣經國與祖母感情十分親密，王太夫人逝世後，對11歲的他是感情上極大的衝擊。

　　蔣介石把母親安葬之後，與姚氏協定分手，與毛夫人亦正式離異。起先，他告訴毛夫人不得再住在蔣家宅子，在她哭求之下，他才讓步。經國目睹這段對話經過。蔣介石寫給舅子毛懋卿的一封信，描述他對結縭20年的妻子之感想是：“十年來，聞步聲，見人影，即成刺激……”

蔣介石決定休妻，是因為他熱愛上一個年輕女子陳潔如。陳潔如父親是支援孫逸仙的一個上海人。蔣介石1919年初識陳潔如時，她只有13歲——照她自述。她的朋友說她像是18歲妙齡。蔣介石一見鍾情，迷戀上她的青春無邪，甚至誘騙她到旅館，可是她機靈地跑掉。

　　1921年9月初，蔣介石一度回到上海，又見到陳潔如。這次，他決心娶她為妻，或納為側室——看你要相信哪一種說法而定。陳母起先不肯答應，後來卻又答應。婚禮在1921年12月5日舉行，此時她僅有15歲。她的繼子經國，可只比她小4歲！

　　12歲的經國，進入上海萬竹小學四年級唸書，曾經有一段時間與陳潔如一起住在法租界聖母院路三巷九號。蔣介石大部分時間不在上海，她和經國建立起不錯的關係。他管這位只有16歲的繼母，稱呼為“上海姆媽”。她既是他的大姐姐，又是他的少年繼母，影響到他此後一輩子對女性的羅曼蒂克理想化印象。

　　少年時期的蔣經國，蓄短髮，方臉像母親，額頭高像父親。當著父親面前，他拘謹有禮，相當緊張。蔣介石要求兒子每星期天要寫一封“兩三百字”的信給他，報告課業進修心得，兒子疏於寫信，必遭斥責。他建議兒子把他的去函保存下來，有暇就取出來反覆溫習。然而，他自己本人經常沒空寫信，就指示兒子要讀些什麼書。他繼續強調《四書》的重要性，孫逸仙的《三民主義》也列在書單之上，但是似乎沒有古書來得重要。蔣介石有時候也把自己批注、讀過的書寄給兒子。他建議兒子這些古書要“讀百遍以上”。

　　蔣經國小學畢業後，升入上海浦東中學，當年春天，也就是孫中山逝世兩個月之後，上海爆發一波警方壓制民眾示威的流血風潮。此時，經國受同學推舉，四次出來領導群眾活動。

　　在俄羅斯與鄧小平同班

　　1925年10月底，15歲的蔣經國和友人登上一艘蘇聯貨輪，準備留學俄羅斯。他住的艙位原是運牛用的。船還沒開動，他已經反胃欲吐，起了放棄念頭。但是，看到同行友人強自撐著，他曉得身為“黃埔軍校校長的兒子”，可不能半途而廢。

　　11月底，這群士氣昂揚的中國學生在寒風凜冽下抵達莫斯科中央車站。蘇聯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親率學校幹部到車站迎接。校方為學生們取俄國名字，蔣經國此後就是尼古拉·維拉迪米洛維奇·伊利札洛夫，持續12年。

　　在這裡，每個學生都要寫日記，記下自己的政治活動和思想，包括自我批判和批判其他學生，並且在會議中公開朗讀日記內容。蔣經國非常積極參加學校所有的政治活動，在這些批判與自我批判活動中也都不落人後。

　　當年21歲的鄧小平直接由巴黎轉來莫斯科；他在巴黎已居住5年，因為負責主編一份油印週刊《赤光》，得到“油印博士”的綽號。鄧小平被校方取了俄國名字伊凡·捨吉維奇，但是不到幾星期，由於他的用功，又得到“小鋼炮”的渾號。鄧小平由於在巴黎有過一段奮鬥的歲月，在中山大學既有特權，也十分用功，他找到一個店舖可以買到他喜愛的法式牛角麵包，也偶爾跑到俱樂部打打橋牌。

　　鄧小平和蔣經國分配在同一班，共有20人；鄧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小組長，因而負責評估所有團員的意識形態和表現。鄧、蔣兩人顯然交情不錯。鄧小平身高比蔣經國還矮，兩人因體形相近，反倒倍覺親近。蔣經國經常藉著莫斯科河邊散步的機會，向鄧請教他在巴黎的經歷。於是鄧寫了幾篇文章，談論他在法國的工作經驗，交給蔣經國主持的《紅牆》發表。當時，鄧小平與張錫媛熱戀——張父是鐵路局的一位主管，張本人則是與蔣經國一道跋涉到莫斯科的青年學生之一。

　　大約就在這段時間，蔣經國處於早熟的16歲青春期，也有了一段羅曼史。他和馮玉祥的15歲女兒馮弗能墜入情網。馮弗能寫了許多情書給男朋友，芳心暗喜這樣一位優秀學生關心她。當時，中山大學男生人數遠遠多於女生，而且絕大多數男生都比經國年歲要大，他竟然能獨獲美女芳心，的確在同學群中成為轟動一時的大新聞。

　　1927年，鄧小平離開莫斯科，加入“基督將軍”馮玉祥部隊，擔任顧問，他回國的時機正是中國局勢大動盪的緊要關頭。1930年蔣經國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每一科都是“優等”。他的畢業論文是探究游擊戰爭。他的個人資料檔案上，記載他“非常聰明……全校最優秀的學生”。其後，在被蘇聯強留7年之後，蔣經國帶著他的蘇聯妻子和兩歲的兒子回到中國。

　　在江西改革初露鋒芒

　　1938年春天，蔣介石接受江西省主席熊式輝的建議，派27歲的蔣經國擔任設在省會南昌的江西省保安處少將副處長。蔣經國在江西省的主要職責是政府工作。熊式輝期待這個年輕人仕途有個舒適的開端，不必擔負太多實質工作。不料蔣經國卻全心投入工作。地方黨政首長相當狼狽難堪，因為經國竟然在全省各地突襲訪視。熊式輝辦公室不久就湧進許多抱怨聲浪，指責小蔣的工作作風像共產黨。

　　1939年，日軍攻佔南昌之後，蔣家住到贛州。新職是第四區行政專員兼保安司令，這塊統稱贛南的第四區，涵蓋整個江西南部11個縣，人口約200萬。奉派行政專員新職之後，蔣經國立刻有系統地遍訪轄區各個角落。

　　他每天走80公里，不久就走遍1500公里，到處與農民、商人、公務員、文藝人士和難民交談。可是，他所到之處並不是人人都歡迎他。傲慢的地方仕紳難掩輕蔑之意，對他疑心十足。奸商不理他，照樣經營賭場、鴉片館，深信已經打點好的貪官污吏會保護他們。鄉間強盜攔路行搶，各姓宗族不時互相械鬥，老百姓久經欺凌，已經心如死水、漠不關心。

　　蔣經國認為恢復地方治安是第一要務，定下為期一年的“掃蕩行動”。蔣經國認為要減少犯罪及盜匪，關鍵是肅清煙、賭、娼。夏天時，他宣佈禁絕吸食鴉片和賭博，“絕不寬貸”。兩名地方官吏的太太打麻將賭錢被抓到，被罰跪在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前兩天。

　　蔣經國宣佈以一年為勒戒期，一年之後，任何人吸食鴉片，一律處死刑。警告期滿，警方逮到一個大商人的兒子吸毒。經國正在考量是否寬赦時，接到熊式輝電報，命令他把犯人移送到臨時省會。經國獲悉富商父親進行遊說，下令立刻執刑，然後向熊式輝報告，電報收到時已太遲，不及遵令解送犯人。

　　取締娼妓可就更不容易。贛南11縣共有150家妓院，687名註冊公娼。傳統上縣庫收入有相當比重來自向妓院課稅。雖然如此，蔣經國還是在1941年取締娼妓，安排公娼轉到工廠做工，徵收妓院稅的單位也予以裁撤。據當地一名研究人員說，到了當年年底，贛南地區妓院已銷聲匿跡。

　　當時安遠縣有個地主號稱丁老虎，即控制了整個村子，私人擁有100多支槍的丁勇。蔣經國聽到各方對丁老虎的投訴，把丁老虎抓起來，沒收他的槍械，還把他當做逮到的老虎，倒吊在竹竿上抬走。

　　總之，江西的雷厲奠定了蔣經國的傳奇名聲與政治實力。

　　(採訪整理/潘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