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拯救華強北？

三十年前，它僅僅是一條路，路旁有幾棵樹，還有幾間廠房；今天，這是一個它打一聲噴嚏，全國都要感冒的地方。華強北路位於深圳福田區，有商家2萬多戶，從業人員20余萬人，日均人流量達40萬到50萬人次，年銷售總額超過300億元，中國市場一年消耗上億部手機，其中的30％就來自華強北商圈。

華強北商圈的聲名早不僅限深圳，也不限於中國，它的影響力輻射遠在巴基斯坦、印度、迪拜、歐洲的電子市場。華強北掌控著全球消費類電子產業鏈中資源配置的相當份額，它成為全球電子元器件的集散地，為山寨手機的崛起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土壤。

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SZ”既是“山寨”的拼音簡稱，也是“深圳”的拼音簡稱。事實上，在很多業界人士看來，深圳與“山寨”緊密相連，走私、高仿等灰色運作已經深入華強北的產業基因。至今為人詬病的山寨機，其雛形就是高仿產品。

華強北，曾經圓了許多人的淘金夢，如今卻成了大批淘金客不得不說再見的地方。這裏一個個蜂巢般擁擠零亂的檔口，幾年來造就了許許多多的千萬富翁，但昔日輝煌不再了。記者上周走訪華強北發現，寶華大廈、華強電子世界等賣場內均有不少鋪位招租，生意較火的賽格廣場二樓也貼滿了合同期滿退鋪的公告。曾在華強北淘金的趙建亮（化名）說：“以前一個攤位轉讓費就得十幾萬，現在不收轉讓費，還沒人要。”華強北一鋪難求的局面已經遠去。

“現在華強北做手機的公司平均每天都會倒閉一家，據說50％以上的公司都是在虧損狀態下經營。” 在賽博數碼廣場賣了兩年手機的陳先生認為，山寨機已經進入了絕境。以前一部手機利潤少說也有上百元，現在只有10元左右，批發的話每部只能賺5塊錢，連個盒飯都買不起。

這個有著“中國電子第一街”之稱的山寨大本營，未來何去何從？
華強北棄“寨”求生 幾乎不需要任何研發和技術積累，僅抄襲成熟產品的運作模式，以最低的成本投入切入市場，快速獲利的，是山寨；把國外手機正規軍拉下神壇，拆掉了手機行業高科技的產業圍牆的，是山寨；讓人們在中國消費水準最高的城市之一 ——深圳能 買到最便宜的手機，讓窮人也能擁有一部外形很靚、功能很全的“智慧手機”的，也是山寨。

在這個看似擁擠，卻擁有最完善手機製造配套的商圈，大至主板、外殼，小到螺絲、標籤，在華強北轉一圈一部手機就出來了，沒有一個地方產業成熟、完善度能超過這裏。

昔日的山寨天堂
從湖南農村老家來闖深圳的趙建亮手裏已經有三家公司，提起五六年前山寨手機的輝煌時代仍不免感慨萬千。與華強北的許多淘金人一樣，他當年隻身來深圳辛苦打工，積攢了一定的資金和人脈之後自立門戶。趙建亮坦承自己運氣比較好，一“單飛”就進入了賺錢較快的山寨機這一行。

“生意最好做的時候是2006年前後，一部成本僅幾十元的手機可以賣到幾百元甚至上千元，百分之幾百的利潤。”趙建亮說，一天光零售也能賺幾千元。那時候大家都很忙，忙著搶貨、賣貨，還忙著數錢。

幾十元能買到一部號稱高科技的手機？在華強北這不是神話，而是隨處可見的行業常識。低價正是山寨手機的殺手?。同正規品牌手機相比，山寨機在壓縮成本方面堪稱絕倫，不必依法納稅，無需研發費用，省了品牌推廣，不需入網檢測，沒有售後服務，把能省的都省了。比如你問一款iPhone 4的價格，櫃檯小姐會問你要什麼版本，她們可以提供美版、港版或者東南亞版，價格在4000－4400元不等，另外還有國產的山寨版，價格更具誘惑力，從200元到1000多元都有交易。據業內人士介紹，售價200多元的只是仿了外形，成本只有幾十元；而售價1000多元的據說能以假亂真，成本也僅需200元左右。

最初涉足山寨手機生產的多是從著名大企業出身的研發和管理人員，他們租著華強北某棟電子大廈裏某個不起眼的房間，但串聯起了山寨手機從方案設計、ID設計、模具開發、採購、組裝等整條產業鏈，使手機製造整合的門檻大大降低。據一家在業內比較有名的臺灣手機彩屏生產廠商的研發人員李明（化名）介紹，一款手機從立項、修改、測試，再到招商、開模、交貨最短時只需一個半月時間，但是正規手機從研發到上市，一般要1年左右時間。

在這一行裏，時間就是金錢。
憑著低價和更新速度快的優勢，山寨手機很快搶佔了較大的市場份額。一組資料顯示，2010年全國手機市場的實際銷售規模達到約2.08億台，比上年增長34％。其中，品牌行貨的銷售是1.06億台，也就是說，其餘1.02億台為山寨手機或水貨，幾乎佔據了半壁江山。而在之前幾年，這個份額更大。這讓不少被山寨手機打得喘不過氣來的正規手機廠商咬牙切齒。

備受爭議的“山寨法則” 山寨最被人抨擊之處在于缺乏創新能力，只會抄襲和模仿，但山寨機生產商們認為山寨是極具創新意識的，能把消費者想要的功能全部實現，比如一些小批量生產的卡通形象的女士手機和兒童手機、法拉利賽車型的手機，還有為信佛的人設計的佛光手機。這是大的品牌廠商無法做到的。

正如華為在一份對山寨機的研究報告中所說：“山寨機極具創新意識，不怕丟臉，不怕低利潤，把能實現的功能都實現，想方設法地滿足消費者的一切需求，即使你沒有的需求，也給你創造出來，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

存在即合理，山寨的發展速度讓人咋舌。據稱，當初整個華強北的山寨手機廠商至少有數百家，高峰時期上萬家都有可能，但沒有具體的統計資料，因為不管是生產商還是銷售終端的檔口，基本都不註冊的，沒有執照，自己隨便起了個名字，方便客戶，也方便避稅，公司倒閉了隨時走人。

趙先生談起一位在賽格廣場開店鋪的熟人，往臺灣發了一單劣質貨後退了原來的檔口，在不遠處又租了一個檔口另起爐灶，在臺灣客戶回來找原來的檔口興師問罪時，堂而皇之地過去打抱不平。而這樣的行為，在山寨橫行的華強北，不僅不會成為人人譴責的過街老鼠，反而成為令同行讚歎並爭相效仿的生存智慧，“商品離開櫃檯後概不負責，有錢不賺過期不候”這就是“山寨法則”之一。正是這樣的商家，讓山寨機成為劣質與無售後保障的代名詞。

“在這裏大家考慮的是如何賺快錢，很少有人想過要做一家百年老店。”趙先生引用了一句老商家的話，山寨似乎已是華強北的基因。這裏一個個蜂巢般擁擠零亂的檔口，幾年來造就了許許多多的千萬富翁。但是，彼時的輝煌已經成為歷史，靠山寨起家的趙建亮目前擁有的三家公司沒有一家是做山寨手機的。

門庭冷落空鋪遍地 市場調研機構iSuppli資料顯示，2010年國內山寨機出貨2420萬台，比2009年的3320萬台下降27％，增長趨勢明顯放緩。目前華強北85％以上的山寨機都銷往國外；在中國用戶中的市場佔有率，只有頂峰時期的一半左右。

與那些頭腦發熱跟風進入山寨機市場的同行不同，趙建亮自認為是個比較清醒謹慎的人，他經常關注國家的經濟政策和行業動態。2008年金融危機剛開始，他就意識到山寨手機大勢已去。於是他用幾年來賺到的資金和積累的人脈，轉做了電子元器件生意，代理出售多個廠家的電子產品，還拿到幾種產品的地區總代，過上了不必每天擔驚受怕的日子。看到國家大力投入基建，他又靠在測點領域的“關係”做起了測量儀器儀錶的生意，目前這是他賺錢的主力領域。

今天的華強北印證了趙建亮的預測。記者走訪華強北時發現，那裏的客流並不如傳說中的那樣摩肩接踵，寶華大廈、華強電子世界等賣場內均有不少鋪位招租，許多位置較好的檔口空置。即便是生意較火的賽格廣場內，二樓的服務中心公示欄上也貼滿了合同期滿退鋪的公告。

記者從負責賽格廣場6、7、8層快遞業務的工作人員處瞭解到，現在每天需處理的快遞也就幾百件。而廣場外的多個快遞收貨點更是乏人問津，相鄰的五六個守攤人員湊到一起悠閒地打起了牌。 記者以想租賃手機檔口為由前往華強電子世界招商處瞭解租金情況，從每層樓的檔口出租圖示上可以看到，每層樓有1000左右間大小不一的檔口，二樓的攝影器材和電子產品區空置率約有三分之一，四樓的手機專區也有五分之一未出租。據工作人員介紹，租金按位置和面積分五個檔次，最便宜的一個角落裏2平方米的檔口月租1512元，而位於樓梯口的一個60多平方米的檔口的月租要12000多元。使用面積只有一半，因此平均下來每平方米租金從1500元至四五千元不等。工作人員還暗示，這裏要比賽格廣場便宜一些。

趙建亮介紹，這比搶手時期的鋪租（每平方米少則兩三千元，多則六七千元）便宜多了。再加上地鐵在建工程，影響了交通便利，“以前一個攤位轉讓費就得十幾萬，現在不收轉讓費，還沒人要。”可見，華強北一鋪難求的局面已經遠去。 內憂外患雙雙夾擊

華強北今日的冷清局面還得歸咎於山寨本身。
在2G時代讓山寨大行其道的聯發科在3G時代幾乎完全喪失了話語權，至今也沒有推出一款真正質優價廉的3G晶片。3G晶片的價格居高不下，山寨機最核心的價格競爭優勢也就蕩然無存。

隨著國內3G市場啟動，智慧手機採取“終端 軟體 應用”的商業模式，把山寨所依賴的外形和功能優勢徹底顛覆。同時，曾被山寨機搶去大部分市場份額的品牌廠商也轉換思路，在佔領智慧手機陣腳時推出針對中低消費人群的低端產品，壓低產品價格，甚至與運營商聯手推出捆綁話費的“零元手機”，迅速收復了一部分失地。

國外市場的前景同樣不容樂觀。曾在中興通訊(000063,股吧)法國分公司工作過的一名市場部人士告訴記者，這幾年中興和華為在歐洲、非洲等國家大肆擴張，為了佔領市場，往往在當地免費興建網路，並綁定手機，互相大打價格戰。相比無品牌或雜牌無售後服務的山寨機，老外們更願意選擇網路好有保障的中興或華為簽約機。近兩年來，即使在非洲，山寨機在當地已經不如以前受歡迎了。

在智慧手機興起和低端市場價格戰的雙重擠壓下，加上行業內廠商之間的惡性競爭，山寨手機廠商已經告別暴利時代，進入行業整合期，不少商家縮減經營規模或結束營業。

“現在華強北做手機的公司平均每天都會倒閉一家，據說50％以上的公司都是在虧損狀態下經營。”在賽博數碼廣場賣了兩年手機的陳先生認為，山寨機已經進入了絕境。以前一部手機利潤少說也有上百元，現在只有10元左右，批發的話每部只能賺5塊錢，連個盒飯都買不起。

不僅如此，從2010年11月開始，國務院和國家工商總局要求各地開展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專項行動（即“雙打”），深圳制定了為期6個月的專項行動方案，華強北是雙打的重中之重。老闆們不僅要擔心手上的貨賣不動，還要擔心工商部門的突擊檢查。因此，雖然上游配件市場，如主晶片、主板、顯示幕等物料價格也在迅速下降，有的降幅甚至達到30％，但華強北手機市場的老闆們還是覺得賺不到錢了。

近幾個月以來，相關部門對華強北的“雙打”愈發嚴厲。記者走訪華強北時看到很多賣場內外掛滿了“保護知識產權”、“提高深圳品質”等橫幅。某日午時，華強北桑達雅苑旁的過路人被突然從天而降的930多部手機驚得目瞪口呆，原來是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福田分局的工作人員查處一無證手機作坊時屋內人員毀滅證據的行為。據記者瞭解，“雙打”已導致華強北電子市場2000余商戶退出市場。 銷售終端的困境直接影響到上游生產商，以往對手機生產廠商來說，6、7、8月份就是淡季，8月份後訂單會陸續增加為春節時備貨，但今年看不到這個跡象。一些廠家不得已給工人放長假。

原材料價格上漲，銀根緊縮，貸款困難，幾重大山壓在產業鏈的各個環節上，每一環都無法倖免。“資金出現問題時，上游供應商會召集大家開個會，通知貨款遲些時間支付，大一點的公司還能撐一段時間，小公司根本經不起拖款，貨款收不來銀行貸不到款，民間的高利貸又不敢借，所有經營活動不得不中止。”陳先生及時收手，在今年3月份合同到期後離開了深圳回到江西老家，“在錢還沒賠完時回老家做點小生意”。

“山寨大本營”何去何從
在種種內憂外患的夾擊下，欠下大量供應商貨款，負債跑路在華強北成了家常便飯。這也反映了大部分山寨廠商的心態：撈一把走人。但也有少數眼光長遠者，他們“改邪歸正”，給手機辦了牌照入了網，並注冊商標，“山寨並不是最終出路，總有一天要走上正軌，否則早晚被淘汰”。

沒有跑路也不想品牌化的商家，堅持走山寨路線，“嚴打”來了，他們就退掉臨街電子廣場內的檔口，辭退雇用的員工，到華強路後面的寫字樓或出租房裏繼續他們的生意。那裏能節省不少租金和用工費，壓縮了成本，又有固定的老客戶，盈利暫時得以保持。

但目前普通山寨機的薄利迫使大部分生產商和終端銷售商不得不思考出路，要麼轉行，那需要從頭開始的勇氣和各方面的積累。其中一些人仍在山寨圈中游走，蘋果等智慧手機的流行擠壓了山寨手機市場也給他們帶來了契機，所以現在很多公司都開始鋌而走險，從事一比一的高仿機的生產。

仿製智慧手機，生產流行的智慧手機配件成了代價最低的轉型。但同時高仿意味著高風險，一旦被抓就是判刑和巨額罰款，但市場形勢如此，在冒險和虧損之間，很多人都選擇了冒險。

國內的日子難熬，海外市場暫時尚可撐一段時日。但是業內人士提醒“出海”的山寨機廠商，如果繼續得過且過，不走品牌之路、不注重產品品質和售後，在國內市場的一幕在未來很可能再一次上演，到那時可能連退路都沒有了。

據粗略統計，這個有著“中國電子第一街”之稱的山寨大本營，營業額早已超過千億，僅就業人員就有20余萬。而其遍及全球的銷售網路，所創造的產值和就業更是無法統計。其實，經過了數十年的發展，一些積累了技術、人才和資本的山寨廠商也意欲“從良”。然而，要真正實現這一轉變，並非易事。因為沒有自主創新能力，山寨的命運往往不受自己掌控，知識產權保護、商業模式變遷以及聯發科這樣的晶片集成商的進化速度，都可能讓它死於非命。

但一些已經“改邪歸正”的山寨也證明了山寨廠商可以走品牌化道路，而且可以走得很好。在國內手機廠商中，目前活得比較好的並不是波導、夏新這些老牌企業，而是從山寨行業轉變過來的一些品牌，如天語、金立，都已經在特定消費群體中深入人心。再往前追溯，1980年代中國臺灣地區的消費電子業中也流行過“山寨”，其中崛起了一些目前品牌知名度相當高的企業，比如華碩和宏碁。

另有為數眾多的業界人士從全局的角度考量華強北轉型之路，他們認為，華強北既有的產業形態有著特定的歷史和產業沉澱背景，整體“漂白”可能性和必要性均不大。“華強北的‘再造’在華強北之外。”一位深圳學者認為，如何利用華強北的產業配套優勢，才是深圳乃至全國電子產業應需著力考量的方向。

值得全社會深思的是，在創業板退出後，深圳的IPO企業數量位居全國前列，其中相當一部分與電子製造業相關。“這些企業雖不在華強北，但其上下游配套產業均與華強北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上述深圳學者認為，如何利用華強北的資源配套優勢提攜周邊產業，應是各方努力的重點。

另一個動因則來自資本層面的推動。“華強北的一個本質是，過往中國重產業資本而輕金融資本歷史的一個寫照。”他還認為，資本的逐利性決定了其追逐短期利益無可厚非，但如果資本有著更高回報的投資領域和模式，“投機性”行為將逐步弱化。

華強北監管缺失的後遺症
自改革開放以來深圳就是冒險家的樂園，相對寬鬆的政策環境為冒險提供了適生的土壤。如果說深圳是中國改革開發的特區，那華強北算是特區中的“特區”。對於在夾縫中野蠻生長的華強北山寨產業，深圳市政府相關管理部門的態度頗為微妙。

實際上，地方監管部門在如何對待“華強北”的問題上左右為難。與之相關的產業後遺症是華強北成就了深圳、全國乃至全球的電子製造業，而自身除了造就“投機者”式的富豪外，並未造成真正具有品牌和技術沉澱的企業，這成了華強北的一大遺憾。

回顧華強北發跡初期，是中國電子製造業重依賴進口、供應極其匱乏的1990年代初。由於當時國家政策的管制，包括半導體在內的電子元器件的供應嚴格按照計畫配額。通過計畫外的途徑搞到更多的上游元器件，不僅意味著極大地滿足了市場需求，還有著巨大的利潤空間。逐利的本能在華強北膨脹，賽格電子元件配套交易市場悄然成立，市場異常火爆。

在國家對電子配套元器件採取嚴格的配給管制下，賽格電子配件交易市場的貨品來源監管部門不會不知道，雖然“來路不正”，但極大地滿足了當時國內電子製造業的需求，還為當地創造了稅收，於是監管部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給了華強北足夠的“寬容”。這讓華強北的基因從一開始就游離在體制邊緣。在相對“寬容”的監管政策下，華強北開始野蠻成長。在賽格之後，華強電子世界、都會電子城、新亞洲電子商城等電子交易市場相繼成立，其交易品種由最初單一的電子元器件發展到主板、電腦整機、手機等消費類產品。華強北在中國電子產品交易中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

但在市場規律的另一面，趨近壟斷的產業供需地位，亦讓華強北在“追逐利潤最大化”的路徑上，無所不用其極——投機倒把在華強北盛行一時。由於華強北控制了國內乃至全球相當一部分元器件的供應，大量資金能夠湧入華強北囤貨炒貨。但該反思的究竟是華強北，還是當時那個“體制”？恐怕沒有標準答案。

近幾年華強北山寨產業的龐大，讓全球電子市場都不可忽視其存在的價值。華強北及其周邊所謂山寨產業的從業者保守估計至少20萬以上，這是一個龐大的群體。事實上華強北的山寨產業已經大到不能倒的地步了，所以政府處於“兩難”地步。

深圳市政府也曾試圖清理過這個市場。2008年前後，媒體曾掀起一股揭露山寨產業黑幕的報導熱潮。輿論壓力之下，深圳市副市長親自帶隊，到華強北“清場”。此後每逢“3‧15”，都要檢查一遍。但這每年一次的例行檢查基本有走過場之嫌，從事手機研發的李明告訴記者：“每次來查之前都會提前接到通知，把仿造的山寨機撤下櫃檯就可以了。有些全賣山寨機的檔口會暫時搬到附近的酒店或自己的出租屋內避一下風頭，過幾天再回來，一切照舊。” 李明認為，這麼大的產業，又是納稅大戶，怎麼可能真管，山寨垮了華強北就垮了，深圳也基本垮了。

深圳市政府也曾試圖規範這個市場。2009年“兩會”期間，時任深圳市市長許宗衡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要“規範引導‘山寨’產品提升品牌，轉型升級，走模仿開發創新的路徑”，有支援侵權行為之嫌，一度引發爭議。經過數輪討論，在最後公佈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山寨”一詞被換成了模棱兩可的“初級創新產品”。而“走模仿開發創新路徑”也被改成了“提升品牌，自主研發”。

從一定程度上講，外部的監管已無力撼動這個龐大的產業，除非堡壘的內部出現突破口。智慧手機和品牌低端機的衝擊讓這個突破口開始顯現，借此契機規範山寨產業，促其轉型升級也許正是業內外都需要努力的方向。

“何去何從？這關乎新的時代華強北是否會被拋棄。”華強北商會會長黃建躍發出了這樣的追問。

曾被譽為全球手機採購中心、中國最大山寨手機集散地的深圳華強北，經歷6年多火爆後，今年初開始出現大批手機商家撤離局面。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現場調查發現，除明通數碼城還有相當部分商家堅守外，遠望數碼城、振華手機城、龍勝手機城、高科德通訊城等，大部分商鋪人聲寥落，空置率近七成。

“包括中國市場在內，全球手機用戶已經過了快速增長期。”一位深圳手機廠家高層昨日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幾個人組個公司，在華強北租個櫃檯，生意自動上門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 但相反跡象是，部分賣場，智慧機、3G手機及其延伸的增值服務卻開始漸呈氣候。市場的轉向，風行6年的山寨手機開始退潮。

商家大逃亡 7月4日11點，振華手機城、龍勝手機城和高科德通訊城內，過往熙熙攘攘人流仿佛一夜間消失了。 記者現場觀察到，除一樓還有部分商家外，二、三樓鋪面空置率近九成，“櫃檯轉讓”的招牌隨處可見。為招攬商家入駐，振華手機城和龍勝手機城的管理人員不惜將招租櫃檯設在手機城入門口，卻無人問津。 相比之下，明通數碼城的人流還算維持了深圳華強北手機商圈過往的榮光，人流依然密集。但是，專門面對海外手機市場的4樓鋪面，卻基本空置。而山寨手機最早的發源地——遠望數碼城的三樓，已變成蘋果、HTC手機的配件市場。

“商家撤離，跟去年底展開的‘雙打’有些關係，但根本原因還是手機市場的轉向。”曾在龍勝手機城租鋪做手機電池生意的劉江表示，採購手機的內地經銷商越來越少，生意本來就難做，政府再一管治，“大家乾脆都撤了”。 劉江所說的“雙打”，是指去年底全國展開的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的專項行動，華強北手機商鋪成了嚴查整頓的對象之一。他說，現在山寨手機生意難做，很多山寨小廠家下的電池訂單，根本沒有信用可言，要麼下了訂單不按量提貨，要麼就收不到貨款，現在他只跟品牌手機廠家做生意，但“收入同比下滑近三成”。

“不僅高科德、龍勝手機城的商鋪沒人租，就連旁邊的賽格廣場寫字樓，也有大批手機商家撤走，寫字樓租金都降了近百元(每平方米)，這也沒多少人租。”劉江說。本報在賽格廣場大堂看到，“招租”招牌就擺在大堂最顯眼的位置。 龐大的採購人流到哪去了？山寨手機賴以生存的土壤為何一夜之間消失？ 本報從十幾家深圳手機廠家和內地手機零售終端商家瞭解到，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是由於競爭激烈，相當一部分山寨手機廠家改變了過去依靠華強北手機櫃檯和全國總代理的操作模式，轉向自建管道的品牌化經營之路。轉向的山寨廠家利用自己在國內區域市場的管道優勢，可以分食遍佈全國三四級市場的手機零售網點，當地手機經銷商根本不用再南下深圳進貨，直接採購就可以，且手機產品還有完善的售後服務；二是今年國內手機市場快速轉向智慧手機與3G手機，傳統功能手機份額遭蠶食。由於山寨手機廠家基本不做3G手機，生存壓力頓顯。

“3G手機上網方便，經過兩年多的市場推廣，三四級市場的消費者已接受3G手機。”湖北十堰手機經銷商程偉指出，消費者換手機選擇3G已成市場主流，而基於利潤空間的原因，手機零售店面也會傾向於主推3G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