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故事 - 羅湖橋的生與死

【明報專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年，香港回歸祖國12年，中港兩地經歷幾許風波、幾許歡樂。與香港近在咫尺的深圳羅湖，見證著期間的陰晴圓缺。短短30米長的羅湖橋，透過一灣淺淺河水，講述數十年來內地與香港間的關係。60年來，多少南下之士越過這條橋投奔自由；近30年，又有多少北上人士跨過這條橋尋找機會……

「臨近羅湖口岸，感覺就像回家」

「每次臨近羅湖口岸，感覺就像回家。」今年適逢60大壽的本港上市公司龍昌集團主席梁麟，12歲時偷渡香港，坐火車到羅湖口岸後，伺機跳下深圳河游過對岸。龍昌公司從香港起家後，29年前，他跨過羅湖口岸返家鄉東莞開設玩具廠，公司發展後再回港上市。40多年來在羅湖橋上來來回回，梁麟對羅湖口岸產生了特殊感情。

稱自己為「童工」的梁麟，1961年小學畢業後，迫於饑荒，人小膽大與朋友偷爬上開往深圳的火車準備偷渡香港。由於年齡小的關係，梁麟不但沒有買票上火車，「在火車上走來走去都無人理」。到羅湖後，他伺機跳下深圳河游水來香港，投靠姑姐。梁麟此後到工廠打工，3年後父親成功偷渡來港，由於當時未拿到身分證，就用他的名字登記成立龍昌實業公司，開始生產玩具車，他也成了龍昌實業的創始人。內地實行改革開放後，梁麟於1980年「榮歸故里」回到東莞開玩具廠。

開放初期 「一過深圳心就震」

在20多年前，香港市民中流傳著一句話：「深圳，深圳，一過深圳心就震。」當時深圳羅湖區雖與香港一條淺河之隔，但由於過關手續繁瑣，港人當時出入境一次，光輪候就要2、3小時。身為首批返回內地投資的梁麟，則憑派發給外商的特別通行證，享有優先過關禮遇。可以說，最早一批北上的港人都是商人；到今時今日，他們仍是在內地最受歡迎的港人。

坐在掛兩地車牌的座駕上，梁麟向記者細說從頭。當年從羅湖出關後，人車爭路，而且道路坑窪不平，下雨天更是泥濘不堪。梁麟所坐的汽車經常陷入泥坑中，寸步難行，「只能請農民幫忙推車，每人給5元報酬。」由於路難行，從深圳到東莞莞城的工廠需要5個多小時。在現時，從深圳經高速公路前往東莞，僅需約1個小時。

1997年香港回歸，同年9月龍昌公司成功上市。梁麟向記者說，回歸後即上市，是因為太樂觀，以為回歸後生意會好做。然而，回歸12年來，亞洲金融危機、SARS疫情及世界金融海嘯不但接踵而來，加上內地資訊不夠、政策連貫不強及部分政府部門辦事效率較慢，梁麟遇到的困難一個接一個。梁麟坦言﹕「現在的睡覺時候，比公司創辦初期還要少。」

創業經歷勉勵濫藥青年

擔任東莞市政協常委、港區召集人的梁麟，目前逐漸退居二線，將公司生意交給兄弟及兒子打理，近年已將主要精力放在社會公益活動。近期部分香港青少年經羅湖橋北上濫藥後，梁麟透過本港一些團體，以自己當年「童工」的經歷教導青年，勉勵他們將心思放在學業上，勤力向上。

明報記者


貴為本港上市公司龍昌集團主席的梁麟，稱自己在48年前只是一名童工，幾經辛苦才建立玩具王國。（明報記者攝）


羅湖口岸見證多年來內地與香港的變遷，亦是無數人北上南下尋夢的必經之地。（明報記者攝）

與梁麟的「幸運」相比，當年偷渡來港的內地民衆，不但需歷盡艱辛，更有部分人喪命。一名當年曾採訪偷渡潮的資深記者向本報表示，1962年在羅湖 梧桐山上，很多人因缺水、缺糧及疾病死亡，「不少母親死了，初生的嬰兒還在懷裏放聲大哭的情况並不罕見。」

內地自1954年關上了中港之間自由來往的大門，從那時起至1979年，受饑荒及政治運動所迫，逾60萬內地民衆偷渡香港。其間較大規模的偷渡潮有兩次，第一次發生在1962年，第二次發生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不久的1977年。

同情偷渡者 港警慢駛「放行」

當時主要有3條路線偷渡香港﹕中線是在深圳梧桐山、沙頭角一帶，因須翻越鐵絲網邊境線，又稱作「撲網」；東線是在深圳和惠陽之間，搭船到香港，但因巡邏很嚴，不少人失手被捕，被捕一次即稱「一板」；西線則是從深圳南頭落海游水，幾千米的海域，危險性很高，海上時常飄著偷渡者的屍體。

「過了馬料水就安全。」位於深港邊界的梧桐山，是當年偷渡人潮的集中地。1962年曾採訪偷渡潮的李先生向本報表示，當年在梧桐山上，偷渡的民衆漫山遍野，幾千人一齊湧來香港。他們去採訪一般都會帶上麵包、藥油、衣服、手巾及汽水，分發給面有菜色、缺衣少食的同胞。但偷渡者見到揹著相機的記者會害怕、抵抗，以為是特務。偷渡者被捕後，當局用車將他們押回華界，「當時公路上萬人夾道，不少市民同情偷渡者，追著滿載難民的警車，掟物資給他們。」一些警車司機是華人，「就會故意慢駛，讓他們投擲，甚至在安全的地方，讓偷渡者跳車逃去香港。」

日前，記者再度登上梧桐山，山上哨所已蕩然無存，偷渡的痕迹亦難尋，取而代之的是風景旅遊區的招牌。本港上月一份調查顯示，現有15萬港人在內地長期居住，其中在深圳居住就有6.2萬港人。


今日的梧桐山是熱門旅遊景點，遊人取代了當年偷渡人潮。（明報記者攝）


梧桐山上的發射站，原是當年哨站所在。（明報記者攝）

1949年後，中共領袖毛澤東、周恩來 出於突破外界封鎖的考慮，決定暫不武力收回香港。但中港關係並非一帆風順，其中較為嚴重的是1967年暴動，以及1980年代中英談判時的移民潮。

大陸民兵越境聲援暴動

1967年的暴動乃由親大陸的左派團體策動，亦獲北京默許，當年7月8日中午，數百名大陸民眾在沙頭角中英街遊行，聲援香港左派「反英抗暴」，香港警察和大陸民兵發生槍戰，5名香港警察殉職。1個月後，文錦渡英軍邊防指揮馬田及大埔理民府官鮑富達，又被越境的華工挾持，更被迫簽署「認罪保證書」。港府一度封鎖文錦渡邊境。後來周恩來下令禁止解放軍、民兵再越境行動，才避免事態惡化。而1982年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引發香港出現大規模移民潮；在1989年「六四事件」後，更多港人對回歸後前景感到悲觀恐懼，再次出現大規模移民潮。

彭定康1992年7月上任香港末代總督後，在當年10月拋出政改方案，加快香港民主步伐。此舉引起北京強烈不滿，時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的魯平直斥彭定康是「千古罪人」，北京政府最後亦未讓在1995年當選的立法局議員全體過渡特區立法會 。

1949年撤退　流落香港
1949年是戰亂未平、大局已定的一年。 960萬平方公里的錦繡山河裏到處是生離死別，到處是家破人亡。
一些人面臨抉擇：是去是留？他們當中，有資本家，也有知識分子。
一些人沒有選擇，遷徙逃亡。他們當中，有敗陣國軍，也有國軍眷屬。
面對共產政權上台，為了政治立場也好，為了保命求生也好，為了實際利益也好，百萬人倉皇南下，扶老攜幼來到了英國人管治的香港。
不少人以為，他們只是暫寄邊城，很快就可以回家了。誰知道，一晃眼竟已是 60年。　
記者：陳沛敏


1949年大批國軍由廣州沿鐵路走到香港，有的人還拿着槍，到邊境才繳械。

王國儀記得，在調景嶺時，對面住了一位「楊大爺」。在調景嶺被叫作大爺的，原本都是國民黨的高級軍官。這位楊大爺，相信也有少將級，當年來不及登上撤退的船艦，輾轉流落香港，直到回歸前調景嶺快要清拆，才得知戰亂中失散的妻兒，半世紀以來，原來一直都在台灣。

調景嶺變成地鐵站和私人屋苑之前，曾經是個寫滿「毋忘在莒，反攻大陸」、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漫天飄揚的地方。 1949年，兵敗山倒的國民黨部隊在炮火中後撤，英國人統治的香港成為難民避難所，「夜晚樓梯口瞓滿人，成條青山道都係咁。女人抱住細路乞食，樓上嘅人用報紙包住冷飯菜汁掟落街，難民猛嗌多謝。」


王國儀說，調景嶺卧虎藏龍，每個人的故事都是一本書。成啟聰攝


工團主席李國強說，早年每逢雙十節，香港好些地方都一片旗海。謝榮耀攝

軍人變難民棲身 A字棚
大批國軍來到廣州，來不及登船，只好沿鐵路走到香港。「有人仲拎住槍，來到香港邊境先繳械。」上萬名不懂廣東話的外省官兵在摩星嶺聚居，等候東華三院每天派飯接濟。 50年 6月 18日，一班左派人士走來大跳秧歌舞，引發衝突。「香港政府覺得唔掂，呢班軍佬無路可走，衝落嚟點算？衝落嚟就係中環，係香港命脈所在。」一星期後港府用渡輪將他們送到荒蕪的「吊頸嶺」，難民搭起油紙「 A字棚」棲身，那裏從此喚作「調景嶺」。

39年出生的王國儀 50年來到香港，跟父親團聚，因為家貧，考入毋須交學費的天主教鳴遠中學，搬到調景嶺居住，在台灣成功大學畢業後，又回到調景嶺教書和出任營區服務處主任。他說，調景嶺卧虎藏龍，有將軍有學者，每個人的故事都是一本書。


－五十年代調景嶺－
50年代後期調景嶺駐營服務處發放米票的情景。《調景嶺滄桑五十年圖片》


－五十年代調景嶺－
難民在調景嶺住 A字棚，吃港府派的飯菜。

半世紀後才與妻兒重逢
像楊大爺，孤身流落調景嶺，過了大半生，到 1996年調景嶺拆卸前夕，才發現打仗時留在家鄉的妻子， 1949年帶着兒子，在他屬下的勤務兵護送下，趕上撤退的船艦，到了台灣，卻一直等不到他的消息，以為他死了，後來跟那個勤務兵結了婚。半世紀之後，楊大爺跟老去的妻子和中年的兒子在香港重逢，「佢哋仲喺調景嶺住咗幾星期陪佢，先返台灣。後來，楊大爺過世，個仔都有嚟香港奔喪。」

工團主席李國強的爸爸當年是國軍連長，退到香港後住在九龍仔。「當兵嘅淨係識打仗，多數做三行呢類體力勞動，有啲做咗黑社會，所以 50、 60年代有個講法話黑社會部份係右派。」李父組織工會，並加入工團。

全名「港九工團聯合總會」的工團，與左派工聯會都是 1948年在香港成立。「國共內戰喺大陸嘅戰場告一段落，但『戰場』延伸到香港。」兩派鬥爭白熱化， 1956年石硤尾護旗事件引發右派暴亂， 1967年左派發動暴動，「大家互有死傷，我哋以前喺旺角嘅物業，仲有個孔松紀念堂。」李國強說，當年工廠裏兩派壁壘分明，左派工人想破壞右派地盤的青天白日滿天紅旗，孔松為護旗被捅死。


－五十年代調景嶺－
近萬難民被遷往調景嶺，港府只提供油紙木板造的 A字棚供他們棲息。

「唔肯喺中僑前面行過」
上一輩來了香港幾十年，有的還很頑固，「佢哋唔肯喺中僑（國貨公司）前面行過，情願繞過對面馬路行。我仲笑佢哋，咁你又飲東江水，食大陸米？」李國強聽母親說，父親到老還在夢中大叫「反攻大陸」。一直以為只是暫避香港的李父要到回歸，才接受現實。

「回歸後中聯辦台灣事務部都邀請過我哋返大陸睇吓，但諗到過去同左派鬥爭，犧牲十幾二十條生命，始終有啲情結。」當國民黨主席已經多次訪問大陸，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的李國強卻至今都沒有領取回鄉證。國民黨在李登輝時代已經停止資助工團，李國強倒沒所謂，「睇到台灣實現政黨輪替、直選總統，孫中山先生嘅三民主義部份落實到，已經係對我哋最大嘅支持。」

從深水埗桂林街 61至 65號門前走過的人，很少會留意這幢快將清拆的老舊唐樓。但對列航飛來說，這是改變他一生的地方。


新亞第二屆畢業生列航飛手持 1953年與錢穆合影的畢業照。



錢穆等創辦新亞書院
「 1949年 10月我入讀亞洲文商專科夜校（新亞書院前身），聽咗錢穆、唐君毅、張丕介三門課，好強烈咁吸引住我，自此改變咗我嘅人生。」錢、唐、張都是大師級的學人， 1949年南下香港。同年，才 19歲的列航飛也由廣州坐火車逃難到香港，「流亡的教授、流亡的學生、流亡的學校，係不尋常時代嘅產物。」

錢穆是著名的儒家學者， 1949年春天，眼見國共內戰形勢急轉直下，雖為江南大學創辦人榮德生（榮毅仁父親）極力挽留，但去意已決。同年 8月，毛澤東撰文，點名批評他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控制的知識分子時，錢穆已到了香港。

「我爸爸係國軍少將，我當時讀廣州黃埔中正中學，係黃埔軍校旗下嘅子弟學校。我原本已經考到中山大學，廣州法學院、華僑大學亦錄取咗我。」戰亂打碎了少年的躊躇滿志，離亂中流浪裏，滿街都是列航飛那樣逃難來港的失學青年。

就在那時，錢穆與同行的新儒家學者唐君毅、經濟學家張丕介合力辦學，翌年改名新亞書院，遷入深水埗桂林街幾個狹小的單位。時局艱難，學校交不出房租，老師拿不到薪水，學生付不起學費，卻有一種精神支撐着他們繼續學習──「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錢穆後來把它寫進了新亞的校歌。

有的學生晚上索性睡在學校的走廊和樓梯，老師上落都要小心翼翼的跨過。「瞓樓梯唔係最苦，有啲學生住喺調景嶺、荃灣，付唔起車費，行幾個鐘嚟深水埗上課，但兩餐都未有着落。有啲同學做苦力、去馬鞍山開礦、或者去石場揼石仔。有個同學為咗爭取營養，連橙皮都浸水飲埋。」

手空空無一物，來自五湖四海的年輕人依然慕名入學，像後來當上亞洲影后的林黛，就短暫做過列航飛的同學，「十八無醜婦，雖然當時唔覺佢嘅明星風采。」那時叫程月如的林黛，父親程思遠曾是國民黨桂系第一號人物李宗仁的秘書。

「將文化智慧保存起來」
新亞書院首屆畢業生余英時形容他們這些南來的師生是「共同的文化難民」，他們卻為香港的文化、教育開墾了新的土壤。新亞書院後來成為殖民地第二所大學──中文大學的一員。余英時、唐端正、列航飛等新亞學生 1952年創辦的《中國學生周報》，初以教導年輕讀者「認清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統治的真相」為宗旨，受美國資金支持，後來卻成為影響香港幾代本土文藝青年的刊物。


－往日的新亞書院－
列航飛（後排右二） 1953年畢業禮後與同學跟錢穆（前排中）合照。

「達德學院」這名字，一般香港人感覺陌生，但這所由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周恩來和中共南方局書記董必武籌劃、與當時民主黨派合作， 1946年 10月在香港成立的大專院校，在中共建政上卻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當年，它的校舍就在屯門青山腳下，曹禺、茅盾、郭沫若、喬冠華、何香凝、章伯鈞都曾來講學。


根據《達德歲月》的說明，圖中為達德最早成立的一個中共支部「在野外秘密過組織生活後」留影，右二為何銘思。


何銘思說，當年港英容許中共在香港辦學，是一貫的政治平衡手段。王子俊攝

蔡廷鍇借別墅作校舍
前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秘書長何銘思是達德書院首批學生，那時已是共產黨員的他讀了不足一年，就離校北上，「 1946年國共破裂，我讀到 1947年離開，返內地參加武裝鬥爭。」

內戰初起，達德成立，由不滿蔣介石、同情共產黨的抗日名將蔡廷鍇借出別墅作為校舍，國民黨元老李濟深出任董事長。達德成了大批不容於蔣介石的民主黨派學者的立足地，並開設商業經濟、法政、文哲學系，在時局穩定的香港培植人才。

港英政府當時容許中共在香港辦學，何銘思認為是英國人一貫政治手段，「英國人好叻，好會考慮政治問題，當時唔知共產黨贏定國民黨贏，所以採取一貫扶一啲人去壓一啲人嘅手段。」但 1949年初中共勝券在握，港督葛量洪隨即在 2月下令封閉達德。

中共安排達德師生撤離，不少人後來成為機關幹部的骨幹。

千家駒遭受殘酷批鬥
何銘思指出，中共建政初期需要這些人，但達德一些師生後來遭遇悲慘，「 1957年反右，有啲教授自殺。」曾到達德講學的章伯鈞因在「大鳴大放」中批評中共，反右時被打成頭號右派分子；曾任教達德講授《租稅論》、《貨幣銀行學》的經濟學家千家駒在文革中遭受殘酷批鬥，一度試圖跳崖自盡。

達德的校舍後來賣給教會，現在只餘名為「馬禮遜樓」的法定古蹟。「學校本部有個『民主禮堂』，我哋嗰時要求民主，反對一黨專政。」何銘思認為，當局一直含糊對待達德的歷史，與這些民主黨派人士的遭遇不無關係。

1949年前後來港的，當然還有資本家。
1945年日本戰敗時，香港人口只餘 60萬，到 1951年，已增至 220萬。新移民為香港提供了勞動力，更提供了技術和資金。「上世紀 20年代香港已經有紡織業，但 1949年以後來港嘅上海紡織工業家，將香港紡織業帶到新階段，無論技術、資金或者人才。」

包玉剛原是銀行副總
研究商業史的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李培德指出，這段歷史對香港工業化很重要，這些原來在上海生活的老闆，很早已跟洋人打交道，他們既逃避中共，又不想去台灣，來到政治經濟環境相對穩定的香港後，跟港英打交道，也難不到他們。

那時來港的銀行家不及紗廠老闆多，但也不少。香港人都知道包玉剛是船王，但他原本是上海市銀行副總經理，來港後才轉投航運業。當時來港後能站穩陣腳、繼續在銀行界發展的，卻只有浙江第一商業銀行的李銘，以及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陳光甫。李培德指出，當時陳光甫對內地政權持觀望態度，來港後仍遙控大陸的生意，「但後來三反五反，公私合營，（內地）股份冇埋。」

建政前已對港商統戰
李培德又發現，中共早在建政前已對香港商界進行統戰工作，而且相當成功，在大陸奪得政權後，即見成效。

他指出，敗退台灣的國民黨當時想取回海外的中國銀行資產，但時為中銀香港分行經理的鄭鐵如拒絕指令，更一早以天價投得中環德輔道中的地皮，興建中銀大廈（即舊中銀），以拖延交出資產。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949年 10月 1日下午 3時正，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的開國大典。首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率領眾新政府領導人，站在飄着五星紅旗的天安門城樓上，面對站立着 30萬人的廣場，以濃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949年，歷時三年的國共內戰主要戰役結束。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擊潰中華民國國軍，並逐漸控制了大陸許多主要省分。經過數月籌備，首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通過了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等綱領，決定以北平為都，並改名北京、以公元紀年、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以五星紅旗為國旗，並通過了由 180人組成的首屆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名單，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其他六位為副主席。

江山背後　是幾千萬條生命
10月 1日下午 2時，政治協商會議首屆全體會議選舉產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以及周恩來等 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宣佈就職。會議結束後，眾領導人集體出發，乘車出中南海東門，前往天安門城樓出席開國大典。下午 3時，毛澤東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同年 12月 7日，中華民國政府正式遷往台灣。至此，中國歷史上於海峽兩岸分裂分治的政治格局，正式形成。

自 1921年 7月 1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 1949年 10月 1日毛澤東登上象徵皇權的天安門宣告新政權成立， 28年裏，中共付出幾千萬人的生命，終從國民黨手中奪得江山，成為中國大陸新主宰。

共產主義　令國人產生幻想
28年裏，共產黨與國民黨內戰頻頻，加上日本侵華，日軍在中國大肆屠殺，戰亂頻繁，令上億中國人失去生命。中共新政權誕生，令飽受戰亂之苦、備受外強欺凌的中國人，終於可以聊以喘息。由於中國共產黨是「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令國人對未來新生活產生幻想。

毛澤東宣告成立新政權之前，中共曾誓言旦旦，許諾建設一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許諾將原來國民黨一黨獨裁專政，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許諾人民有言論、集會和結社的自由。開國大典上，毛澤東身邊簇擁了大批非中共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顯示中共要高舉民主的旗幟，團結社會各界力量，建設一個新中國。

民主之旗被扔掉　走向獨裁
中共以民主為大旗踏出建政第一步，還表現在毛澤東於天安門城樓莊嚴宣讀公告後的一個細節。據當時在城樓上採訪的新華社前副社長李普透露，毛澤東讀完公告後將文稿交給他拿去發表，同時交給他一個紙條，並叮囑「照此發表，不要漏掉。」李普透露，上邊是新成立的中央政府要員全體名單，因公告稿無這份名單，毛澤東要新華社補上全文照發。

李普說：「我清楚記得，那份名單共 56人，其中有 27人是非中共人士，佔了差不多一半。」名單顯示中央政府很多重要職位都由非中共人士擔任，成為中共建政後絕無僅有的歷史紀錄。他表示，令人遺憾的是，後來 60年，中共把民主之旗扔掉，赤裸上陣，走向獨裁，「民主成為點綴，有時甚至連點綴也不要了。」現在在中共內閣，非中共黨員出任主要負責人，已如鳳毛麟角，即便有部長是非中共人士，但也要聽從部黨組書記之命，儼如傀儡。


1949年 10月 1日， 30萬群眾在天安門廣場上見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我們正拿『吃糠咽菜』的基因吃着大魚大肉，最終致使糖尿病爆發性流行。」有內地醫學專家稱，國人經歷大饑荒形成「節約基因」，雖然近二十多年來國人已經不再飢餓，但身體卻不能適應這種變化，導致近年肥胖和糖尿病人數迅速增加。此外，當局研究顯示，在大饑荒時期出生的人，成年後容易患精神分裂症。


大饑荒時期，老百姓沒得吃兼衣衫襤褸。

新華網昨日「飢餓——中國人不能忘卻的記憶」文章中指出，由中國近代以來到上世紀 70年代末的百多年間，國人長期處於貧困飢餓狀態，包括中共建政後的 1959年至 1961年三年大饑荒，幾乎每一個年長的人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不適應變化　糖尿病人急增
文章引述北京協和醫院糖尿病中心主任向紅丁稱：「一個多世紀的貧困足以讓中國人在體內形成『節約基因』。在貧困時期，『節約基因』是好事，但到不愁溫飽時候，這種基因就變成了壞事。」她強調，這種理論尚未得到一致認同，但卻在不少人群中產生了「說服力」。

中國人直到 80年代才真正告別了飢餓。 80年代後期，內地的肥胖和糖尿病總人數迅速增加，到上世紀末，內地人超重比例達到 22%，糖尿病的發病率也從 1980年的 1%增至目前的 5%至 6%，全國糖尿病人約 5,000多萬。

「生活模式發生劇變之時，遺傳基因的變化趕不上生活水準的變化，我們正拿『吃糠咽菜』的基因吃着大魚大肉，最終致使糖尿病爆發性流行。」今年 65歲的向紅丁說，自己是糖尿病患者，「我年輕的時候很瘦，總是感到餓。後來家裏生活條件變好了，我也長胖了。五年前是我最胖的時候，血糖也非常高。」

中國人患糖尿病居世界前列，如果不干預， 2025年中國糖尿病人可能增至三億，且患者有年輕化的趨勢。

此外，上海交通大學與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營養科學研究所曾對在 1959年至 1961年大饑荒時期出生新生兒進行調查顯示，他們成年後患精神分裂機率高逾一倍，這直接證明了環境因素(營養缺乏)與精神分裂症發病的相關性，有關研究曾刊登於《科學》等權威雜誌。這一發現，與此此前國外專家對 1944年二戰期間荷蘭大饑荒的有關研究結果不謀而合。
新華網


香港在 1962年遣返一批為逃避饑荒湧港的民眾。圖為其中一名待遣返男童。

話你知：大躍進餓死 5000萬人
大饑荒是指 1959年至 1961年間，因大躍進運動及犧牲農業發展工業的政策，導致全國性糧食短缺和饑荒。官方 1980年代前多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後改稱三年困難時期。海外學者則稱之為三年大饑荒。官方稱當時非正常死亡 3,500萬人，但許多海外學者稱當時非正常死亡數字逾 5,000萬人，並視為古今中外最大暴政。


大搞人民公社化運動被指導致全國饑荒。

林彪的倒台換來「四人幫」的興起，四人幫與中共政壇上殘剩的元老們之間爭鬥，成為文革後期的主戲，其間總理周恩來去世，還引發中共建政後首次「天安門事件」，數十萬民眾聚集天安門，表達對政治的不滿。直至 1976年 9月 9日毛澤東去世，中共元老派通過宮廷政變，將四人幫生擒，宣告文革結束。

文革後期大批造反派冒升，接掌各地政權，部份人獲毛澤東賞識進入中共領導層，如上海市委書記張春橋，上海工人造反派總司令王洪文，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姚文元等。三人與毛澤東夫人江青，即為後人所稱四人幫；其中王洪文在 1973年中共十大時當選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僅居毛澤東、周恩來之後，大有接班之勢，時年 38歲。


毛澤東 1976年 9月 9日去世後， 10年文革亦在同年告終。

周恩來逝世爆天安門事件
踏入文革後期，中國經濟一塌糊塗，毛澤東不得不依仗仍在位的元老如周恩來，葉劍英等幫助執政，後又一度讓鄧小平復出主持經濟工作；但四人幫對元老派並不賣賬，借掌握輿論之權，不停玩政治小動作，要打倒對方；兩派水火不容，爭權鬥利，天翻地覆。

1976年 1月 8日，中共總理周恩來病逝，這位與毛澤東一起打江山的元老，以其獨有的政治手腕，避過毛澤東在中共黨內一次又一次肅整異己的行動，為中共工作到最後一刻，獲中共元老們敬重，但屢遭四人幫背後暗箭；他的去世引發黨內高層鬥爭，並最終引發社會動亂。

同年 4月 4日清明節，數十萬人自發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民眾們或發表演講、朗誦諷刺四人幫的詩作，四人幫於是向毛澤東告狀，將責任推到鄧小平身上（鄧因此得罪毛，於 1975年被毛二度貶官），毛澤東大怒； 4月 5日深夜當局出動大批公安民兵，暴力驅趕廣場的悼念者，成為中共建政後首次大規模的天安門民主運動被鎮壓，但它卻是 13年後、 1989年那場更聲勢浩大的民主運動的先聲。

天安門事件後，毛澤東已近彌留之際，不得已指定為人敦厚、與兩派都談得來的華國鋒作為接班人，但華也不為四人幫所容，不斷找其麻煩，逼得華忍無可忍，在 1976年 9月 9日毛澤東逝世後倒向元老派，並與元老們以宮廷政變方式，於 10月 6日生擒四人幫，成為中共歷史上罕見的先例。


中共總理周恩來病逝，數十萬人自發到天安門廣場悼念最終被暴力鎮壓。

鄧小平掌權 保毛澤東神壇
1976年注定是中共的改運年。 1月 8日，總理周恩來去世； 4月 5日，發生天安門事件； 7月 6日，中共開國元帥之一朱德去世； 7月 28日，距北京不遠的河北唐山市發生黎克特制 7.8級大地震，逾 24萬人死亡，唐山全城成廢墟； 9月 9日，毛澤東去世； 10月 6日，中南海宮廷政變，四人幫遭鏟除，延續了 10年的文革，終告結束。

1981年，中共就建政後若干歷史問題作出決議，認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鄧小平為保毛澤東這個神壇，只拿四人幫和林彪作祭旗，不敢徹底否定文革，更不願否定毛澤東，令數百萬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寃魂不得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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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前排右起：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張春橋被中共元老派活擒審判。

「打倒四人幫，人民喜洋洋！」
－－四人幫下台後，民間流行打倒四人幫的口號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華國鋒提出的兩個凡是論

改革開放是中共在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一條「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戰略決策，是中共建政以來首個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對內，它大幅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讓中國進入了經濟迅速發展時期；對外，它改變了中國長期以來自我封閉的狀態，令中國向世界開放。但由於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中共高幹子女參與倒買倒賣商品，從中牟取利益，損害公眾利益等貪腐行為，成為 1989年六四事件的導火線之一。

1976年文革結束後，中國經濟處於崩潰邊緣，人民生活貧窮、工農業技術落後，國家財政赤字嚴重。與此同時，中共亦面臨執政危機和信任危機。但隨鄧小平在 1978年 12月 18日至 22日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第三度復出，並確立了他最高領導人的地位，中國的政策產生了歷史性的劇變：由毛澤東時代進入了鄧小平時代；不再以階級鬥爭為政策中心而是轉移到經濟建設上；衝破計劃經濟的枷鎖，逐步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


1979年 2月，向世界開放的鄧小平訪美，在侯斯敦觀看馬術競技表演時獲贈牛仔帽。

「大包幹」改革的起點
資料顯示， 1978年國內生產總值（ GDP）總量為 3,645.2億元（人民幣．下同），國內人均生產總值為 381元。其中，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 343元，農民人均純收入僅 134元。當時，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即人均年收入低於 100元者，多達 2.5億人。

由於鄧小平提出「要允許一部份地區、一部份企業、一部份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同年 12月底，安徽省鳳陽小崗村 18戶農民，為解決溫飽問題，秘密簽定契約，將屬於國家的集體耕地包產到戶（俗稱「大包幹」），成為中國改革的起點。

大包幹打破了舊有吃大鑊飯的體制。它雖然保留集體組織的形式，但土地經營權完全掌握在農民個人手中，他們可自行安排生產，除國家稅捐外，收穫全部歸己。農民的收入因此大大提升，部份農民更躍升為萬元戶（年收入逾萬元）。

為進一步推動改革和開放， 1979年 7月 15日，中央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試辦特區。參考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香港、台灣和南韓）的發展經驗，將加工裝配、合資經營作為主要的外貿形式，並許可中外合資企業存在，意圖從中學習國外領先的科學技術和優秀的經營方式。 1984年，又進一步開放了廣州、上海等 14個作為沿海開放城市，並將環渤海地區、長江、珠江、廈漳泉三角洲地區闢為經濟開放區。

高幹子弟　搶閘暴富
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政策，令中國經濟取得迅速發展的同時，以鄧家子女為首的中共高幹子弟紛紛下海經商，搶閘暴富，利用權力從價格「雙軌制」等政策中牟取利益，引起民怨沸騰。當時，中國的物品價格除了按供求關係調整的市場價格外，部份重要物資，如雪櫃等電器，會用低於市場價格提供給指定企業，稱之為計劃供應。同一種物資，市場與計劃之間的差價十分大。於是許多高幹子女利用特權，佔有計劃物資轉到市場高價出售，從中取利，損害公眾利益，被稱為「官倒」，當中鄧小平長子鄧樸方、趙紫陽兒子趙大軍和李鵬兒子李小勇等被稱作中國最大的官倒。 1989年，學生提出「反官倒、反腐敗」，鄧樸方的康華公司等首當其衝，埋下六四事件其中一條伏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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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開放下，深圳特區的經濟取得迅速發展。

當年口號
「手術刀不如殺豬刀，造導彈不如賣茶葉蛋。」
－－－在改革開放的年代裏，民間已意識到知識貶值

領導人語
「不管白貓黑貓，會捉老鼠就是好貓。」
－－－四川人俚語；被鄧小平用來表述在經濟建設中不要拘泥於形式

六四事件（又稱六四屠殺、八九民運等，中共稱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發生在北京、最終影響全國和社會各階層的民主運動。中共最後動用軍隊進行血腥鎮壓；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被軟禁至死；香港也因百萬市民支持民運，被北京斥為「顛覆基地」。

它的起因，與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相關。中國從計劃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由於市場混亂，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官員家人子女以權謀私，批發倒賣稀缺商品謀利，引起社會強烈不滿；時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全面崩潰，反對獨裁、追求民主成為共產國家普遍趨勢，衝擊一黨專政的中國。


胡耀邦去世點燃八九民運之火。 1989年 4月，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悼念胡耀邦。


數十萬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示威（圖），最終演變成六四屠殺

悼胡耀邦　學生天安門集會
六四事件的直接導火線是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胡任總書記時，因在黨內提倡開放，反對壓制民主而遭黨內元老圍剿，被迫在 1987年下台，由趙紫陽接任；但胡的膽識獲社會各界高度讚揚。 1989年 4月 15日，他在鬱鬱不歡中突發心臟病去世，引起社會極大迴響，京城大學生們聚集天安門廣場，悼念胡耀邦。

悼念胡耀邦活動迅速演變為大規模集會，演變成對腐敗和極權的不滿，學生呼籲經濟改革和政治民主化。其後，全國其他城市也相繼爆發大規模集會抗議活動。數以萬計大學生衝擊中共政要辦公的人民大會堂、新華門等，要求與當局對話，學生們甚至在人民大會堂階梯上下跪陳情，但中共不理會。

4月 26日，官方《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中共黨內高層也出現兩種聲音，趙紫陽等人認為學生是愛國的，但王震等保守派則不滿，指趙紫陽要葬送共產黨。時任總理李鵬和北京市長陳希同等則向鄧小平謊報局勢，誇大事實，令鄧小平下定決心用武力鎮壓。

5月 13日，學生發起絕食行動圖迫當局對話； 5月 18日，李鵬等出面與絕食學生對話，虛與委蛇； 5月 19日凌晨，趙紫陽在時任中辦主任溫家寶陪同下，突然現身天安門廣場，探望絕食學生，含淚勉慰學生愛護身體，顯示他大勢已去。當日深夜至 20日凌晨，中共召開黨政軍大會，總理李鵬宣佈北京戒嚴。

港百萬人遊行　變「顛覆基地」
中共調動近 20萬軍隊開往北京執行戒嚴，但遭學生和北京市民在各路口阻攔。 6月 3日夜，軍隊接令強行入城，大軍從四面八方強行開進，一時槍聲大作，學生市民紛紛中槍倒下，舉世震驚的六四大屠殺展開。事後，官方公佈僅 241人死亡（包括戒嚴軍人）， 7,000多人受傷；但民間和海外報道指至少有 2,000至 3,000人死亡。
六四事件是中共建政 60年來最殘酷的一場鎮壓中國民主的行動，它導致國人心中的創傷不但迄今未癒，更因為中共拒絕認錯、不停打壓民運人士而繼續潰爛。因事件下台的趙紫陽被軟禁 16年， 2005年 1月 17日逝世。

香港民眾積極支持八九民運，捐款捐物到北京，在六四鎮壓槍聲響後，百萬市民站出來遊行，抗議中共倒行逆施。六四槍聲擊碎百萬港人的心，中共則指斥香港儼成「顛覆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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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絕食……我們不是尋找死亡！我們尋找真的生命！」
－－－ 1989年 6月 2日北京示威大學生發表絕食宣言

「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
－－－ 1989年 5月 19日凌晨，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探望絕食學生

香港和澳門先後回歸中國，是中共建政 60年兩項涉及主權的大事。採用「一國兩制」的模式，更被譽為是中共已故領導人鄧小平的創舉。回歸不僅改變了這兩個殖民地的主權歸屬，更改變了數百萬人的政治生態。回歸 12年來，香港的政治民主一直裹足不前，引發的爭拗已令北京一國兩制的構想黯然失色。
英國對香港的管治源於第一次鴉片戰爭，當時清朝政府戰敗，於 1842年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役）後，清朝與英法聯軍又簽訂《北京條約》，將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割讓英國管治； 1898年清朝再與英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給英國 99年，至 1997年 6月 30日。


香港主權交接儀式 1997年在灣仔會展新翼舉行。

拒承認不平等條約
三個條約決定了今日香港的範圍。但後來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均拒絕承認三個不平等條約。民國政府因戰亂無暇顧及港澳問題。 1949年中共建政，次年即獲英國承認；中共為維持與西方打交道，兵臨深圳河後止步。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隨着新界 99年租期臨近，香港前途受到關注。 1979年 3月，港督麥理浩訪問北京，首次向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提出香港前途問題；鄧肯定適當時收回香港。八十年代初，英方向中方提出解決香港問題的方案，包括主權及治權分開，主權歸中國、治權歸英國，但遭中方拒絕。

1981年 8月 26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港台知名人士傅朝樞時，首次公開提出解決台灣、香港問題的「一國兩制」構想。 1982年 9月，時任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華，堅持三個條約的合法性，要求繼續享有香港島及九龍半島的主權，遭鄧駁回。會談結束，戴卓爾夫人走下人民大會堂台階時，突然跌倒，被海外媒體解讀為香港前途之不祥之兆。

鄧小平提出，香港回歸後，除外交與國防由中央政府負責，其他不變，即繼續保留原有的政治制度和經濟模式，實施「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俗稱「馬照跑，舞照跳，資本主義生活方式 50年不變」。


滿清政府 1842年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

中英談判人心惶惶
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爭拗，觸發香港市民對前途憂慮，當時一度物價飛漲，股市插水，外資撤離，人心惶惶，移民不絕。直至 1984年 4月談判終獲突破，同年 12月 19日，中國總理趙紫陽與戴卓爾夫人在北京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宣告香港回歸大局已定，北京隨即開始起草《香港基本法》。

但 1989年北京發生六四事件，部份參與《基本法》起草的委員不堪中共鎮壓民運，憤而辭職。北京則大幅收緊《基本法》中一些敏感條款，包括引入後來引起 50萬港人上街的第 23條，關於國家安全的條文。被喻為末代港督的彭定康 1992年上任後，即推行政改方案，但遭中方強烈反對，被時任港澳辦主任魯平斥其為「千古罪人」。回歸前的最後一屆立法局無法直通過渡 1997年，中方另起爐灶，成立臨時立法會。

1997年 6月 30日深夜 11時 30分，香港主權交接儀式在灣仔會展新翼舉行。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總理李鵬，英國查理斯王儲等兩國政要出席。 7月 1日零時來臨之際，英國國旗及英治香港旗降下，象徵香港英殖時代結束；零時剛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及香港特區區旗升起，中國國歌奏響宣告香港回歸中國。

令人遺憾的是，主導香港回歸、一國兩制創始人鄧小平，於 1997年 2月 19日病逝；他的遺孀卓琳代表他踏足香港出席回歸儀式。 1999年 12月 20日，澳門也與香港一樣，按一國兩制模式回歸中國。中國組


中國總理趙紫陽與戴卓爾夫人 1984年 12月 19日在北京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後握手，宣告香港回歸大局已定。

「彭定康先生將來在歷史上，要成為香港的千古罪人！」

－－－時港澳辦主任魯平斥時港督彭定康出台新的政改方案

「黃華、耿飆兩位胡說八道！」

－－－中英談判期間，中國外長黃華、國防部長耿飆表示香港回歸後可考慮不駐軍，鄧小平公開駁斥

【明報專訊】今年是中共建政60周年。盤點60年來的是非功過，要放在近代史的層面看，才能看得比較清楚。

首先，我們得承認中共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從中國人的角度看，這個成就包括三個方面：

一，精神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1949年毛澤東這句話，振奮了整個中華民族，因為它結束了1840年以來長達一個世紀的外國侵略史，從而整體地提升了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使中國人民恢復了尊嚴和自信。這是民族振興一個必要的前提。這個成就，為中共帶來極之雄厚的執政資本，是中共在前30年犯了嚴重錯誤的情形下仍然能夠保持執政地位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物質上，中國人民開始富起來。前30年奠定了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後30年則實現了經濟的騰飛，使中國進入一個數百年來罕見的榮景。落實到最基本的指標，是人民平均壽命達70歲，從此人生七十不再稀。經濟成就，為中共補充了因「六四鎮壓」而喪失殆盡的合法性，增添新的執政本錢，是它能安然渡過「蘇東波」衝擊的重要原因。

三，社會上，由於共產黨的組織與動員力量無與倫比，使中國社會出現從所未有的組織力，初步改變了中國人「一盤散沙」的局面。這是一種難得的潛藏的資源，也是一種政治優勢。但是它是一面雙刃劍。政策對頭時，造福無窮，政策錯誤時，也貽害無窮。利用得當時，這個資源有利於應付重大事變（如天災、戰爭、外來壓力），也最適合在貧窮落後的狀態下求生存謀發展的需要。利用失當時，則造成龐大的傷害，一如前30年連綿不絕的人權災難。

這三方面的成就解釋了為什麼中共在犯了非常嚴重的錯誤後卻仍然不倒。

中共以民主起家 卻背叛了民主

可是，中華民族從1908年（以清末立憲運動為標誌）開始孕育的百年民主夢，不但圓夢的日子遙遙無期，甚至可以說是嚴重的倒退。把20年前的「六四」和90年前的「五四」相比，就可以看到倒退的幅度（「五四」沒有一個學生被屠殺，但「六四」最少殺了百多人；「五四」時政府順應人民要求，拒絕接受日本21條，「六四」時政府不但沒有順應人民反貪的訴求，反而以坦克車為貪腐開路）。歷史證明：中共以民主起家（註1），卻背叛了民主。

由於民主夢未圓，人民無法對執政黨實施有效的監督，使中華民族蒙受了無可彌補的損失。

首先是生命的損失。前30年中共的錯誤導致全國範圍出現大規模的非正常死亡。根據中共自己的資料，因共產黨的錯誤而被送入枉死城的人口最少是5000萬（這裏僅僅計算「大躍進」的餓死3600萬人（註2）以及文革時的2000萬人（註3），而尚未包括自1949年開始的各類政治清算運動的受害者。如果把歷次政治運動的受害者計算在內，則非正常死亡的總人數當在6000萬人左右。天啊！60年，6000萬條人命！）。這個規模的殺戮是人類歷史上所僅見的，它比兩次大戰的死亡總人數還要大得多。

其次是領土的損失。中共建國以後，由於中蘇兩黨有某種「血緣關係」，加上中共在建國後採取「一面倒」的親蘇政策，以致無視中國政府早在1924年與蘇聯達成的關於蘇聯歸還在沙俄時代掠奪的中國領土（即1924年5月簽訂的《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在1990年代以邊界現狀為基礎與俄羅斯簽署了新的邊界條約，使中華民族永遠喪失了約15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相當於今天國家領土的六分之一。

中共應向60年間枉死者道歉

這些嚴重的損失，都不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上人民也早就提出勸諫。可是一場「反右」，全國鴉雀無聲，一場「廬山會議」，全黨鴉雀無聲。於是寡頭獨夫的個人錯誤，便造成全民族無可挽回的損失，其所以如是，歸根究柢就是「一黨專政、不受制約」這個根本制度。

逝者已矣，來者可追！在60周年的時刻，中共固然有理由慶祝，人民更有理由反思。中共在慶祝之餘，是否也應該對這60年間的枉死者道個歉，向其家屬作出賠償，以示痛改前非、與民更始的決心？人民在反思之後，是否也應該總結出我們這個民族有什麼毛病，使我們當中相當一部分的人，熱中於縱容、奉承、盲從獨裁專制的一黨，而聽任其錯誤塗炭生靈。

撫今追昔，中華民族能否真正崛起，端視乎執政黨和人民能否過好這個民主關！

註1. 見笑蜀編：《歷史的先聲》，輯錄了中共建政前的大量提倡民主的思想和言論。

註2. 見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楊曾任新華社高級記者，現任《炎黃春秋》副社長。

註3. 根據中共領導人葉劍英元帥的總結：「文化大革命死了兩千萬人，整了一億人，浪費了八千億人民幣。」（摘自《往事──1966寫真》，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

【明報專訊】天安門城樓靜靜地矗立在長安街上已有592年，經歷過朝代更替、風雲變幻，但過往漫長歲月所受到的關注，都不如過去60年，因為從1949年起這裏作為新中國的政治象徵，城樓的形象被印在國徽、鈔票、硬幣……成為中外遊人到北京 的必遊之地，在此地的慶典、閱兵、遊行、示威、流血等，無一不成為中國人的集體回憶。

明天，這裏又將是世界矚目的焦點。

「天安門只是皇城眾多城門的一個」。現年67歲的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王學泰說，「明清時期，中國的『國門』在現在的毛主席紀念堂的位置，辛亥革命後叫『中華門』，1958年拆了」。

60年前舊皇城雜草叢生

天安門在皇權統治時期承擔著「傳聖旨」的重要功能。王學泰介紹，明朝時天安門叫「承天門」，即聖旨開頭「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之語，每逢登基、冊立皇后、大赦天下等重要事項要頒布時，聖旨就會裝入一個籃子，從天安門城樓吊下來，再由「通政司」傳諭全國，這個儀式稱為「金鳳頒詔」。1651年，「承天門」重修，改名「天安門」，取「受命於天，安邦治國」 之意。

中共建政初期，天安門廣場 四面還有城牆，猶如一個大院。「1949年的時候我7歲，用紙糊了一個五角星，手裏提著就去參加開國大典了」。王學泰小時候住在皇城附近，放學都會去天安門玩，當時的廣場上雜草叢生，與現在完全不同。

為什麽中共要選天安門舉行開國大典並定為國家象徵？王學泰推測，原因有三，一是因為天安門處在北京中軸線上，中國人喜歡正中的東西；二是因為天安門是民主運動的象徵，「一二九、五四運動都是在天安門廣場上進行的，而中國共產黨 聲稱是五四精神的繼承人」。第三個原因，則是因為靠近中南海 。

民主象徵見證開國大典

毛澤東當年下令擴建天安門廣場，希望能容納100萬人集會，能舉辦大規模閱兵，因此廣場達到44公頃之巨。1959年建國10周年時，廣場周邊建起人民大會堂、革命博物館和歷史博物館等「首都十大建築」（今合併為國家博物館）。

天安門共舉行過13次閱兵，今年是第14次。文革期間還有另類「檢閱」：毛澤東在1966年先後8次檢閱紅衛兵，天安門廣場次次「爆棚」，人數共達1300多萬。

1969年，由於天安門年久失修，中共秘密將其拆卸按原樣重建。現時的天安門城樓高34.7米，正中掛有國徽和毛澤東畫像，5個拱形城門對應5條漢白玉造的「金水橋」，並有象徵權力的華表及石獅子。

抗爭聖地 「8964」成標誌

除官方重視外，民間活動亦惟天安門獨尊，以能在廣場搞活動、開演唱會為榮，抗議者則視之為挑戰權威的聖地。1989年「六四」期間，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曾遭顏料潑灑，當局立即以布覆蓋並更換畫像，至6月4日當天凌晨，戒嚴部隊從北向南推進，僅在廣場東南角放行廣場學生，令示威學生再難接近天安門城樓及新華門一帶。

現時遊客只需付15元人民幣門票就可登上天安門城樓，本報記者早前到訪時，所有遊客需要經過安檢，不准帶手袋、飲料、印刷品及危險品等，在城樓的花壇外側站有便衣武警，隨時監視遊客的一舉一動。

近日，天安門城樓已經裝飾一新，長安街亦已經過修整，增加抗坦克碾壓能力，只待明日受閱官兵和遊行隊伍經過，為它的歷史再添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