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學歷賤如草芥　誰料辛苦讀博竟成孔乙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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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知識改變命運」，這句話似乎已經不合時宜。毋庸置疑，作為學歷的頂點，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簡稱Ph.D.）的確曾一度為身份的象徵，成為教授更是受人景仰、前途無限的理想職業，不少學子甘願冒腦殘的風險（故被戲謔為 Permanent head Damage），也要「讀博」。然而，隨着高等教育生態改變，博士的前途似乎不再風光；在香港，博士的命途更是坎坷，皆因大學教授名額僧多粥少，升遷困難，大學講師的工作合約又極其剝削，難道港產博士努力耕耘後，換來的只有是孔乙己般的命運嗎？

魯迅筆下的孔乙己膾炙人口，道盡了不少現代讀書人的悲涼心聲。孔乙己一生飽讀詩書，只懂鑽故紙堆，並無建立讀書以外的謀生技能，故在失落科舉後漸變得落魄窮困，遂偷生於貧窮與大眾譏笑之中，甚至漸漸步向死亡。然而，飄盪於學術界的港產博士們，豈不是與空有專門學識，卻不為社會所用的孔乙己甚為相似嗎？

博士們的謀生方向大抵離不開教授與講師兩類職位：前者為大學的主要教研職位，年輕學者須由助理教授做起，再積累一定年資及出版履歷後升職；但本地教授職位僧多粥少，而且開放予全球學者應徵，本地學者往往難與出身「名牌」大學者競爭，如無一定資歷或條件，實不容易謀得教授一職。因此，年青學者或須應徵較低級的短期職位，如博士後及助理研究教授、甚至研究助理等等，以修潤其研究、出版資歷。然而這些職位的待遇相當微薄，不盡與其學歷要求相稱。

另外，大專院校的講師職位亦為未能覓得教授職位者提供容身之處。與教授不同，講師主力負責教學工作，而非學術研究，故其薪酬普遍遠低於大學教授。而與海歸博士相比，不少持有本地大學博士學位的學者，往往只能訴諸講師職位。不過，近年大學愈發偏重研究工作，更多的教學工作改由聘用兼職講師解決，導致大學工種零散化，講師不但員工福利欠奉，而且由於薪酬以時薪計算，任教單一課程的月薪可能僅有10,000元左右，故不少講師須同時於多間院校任教，才能糊口。據教協調查顯示，去年有超過五成受訪大專教師同時於二至四間院校任職，可見「流浪」情況嚴重；更甚者，兼職教師合約期往往過短、且不保證續約，故他們的工作缺乏穩定性。

與很多市民一樣，本港大學講師朝不保夕，他們的苦況令人慘不忍睹。（資料圖片／余俊亮攝）

更甚者，與學歷要求較低的中學教師相比，大學講師的待遇明顯有欠公平。以碩士兩年、博士三年來計算，讀博動輒需要最少五至六年的時間，相較只需一年中學教育文憑，兩者投入的時間成本已甚有分別；然而大學講師的人工則不較中學老師為高，以2018年的數字來看，浸會大學的一級／二級講師的薪幅為33,305－71,445元，而學位老師的薪幅則為30,165－70,090元；但須要注意，如讀博需要六年，以同樣時間來說，某君早已成功讀畢教育文憑，並已累積五年中學老師的薪酬及年資，其薪酬甚至已可達40,420元，遠較講師的起薪點為高；換言之，大學講師的待遇不較中學老師為高之餘，更須付上高昂的機會成本，更遑論現實上大量博士只能擔任待遇減半、不甚穩定的兼職講師，其代價只會更為沉重。

今年大專界相繼爆出講師被解僱的消息。（鄧倩螢攝）

然而，讀博須付出的機會成本，又豈止六年的時間與收入。不少有意攻讀研究型學位之士，或會傾向先任職學院的研究助理，以累積研究經驗；但大學研究助理往往要求高、待遇差，部分研究助理的薪酬，甚至須視乎研究項目的資金多寡而定。如最近香港教育大學通過設立二級研究助理一職，起薪點僅為12,000元，成功為該校研究助理薪酬創新下限紀錄，雖然其學歷要求僅為文憑試五科合格，但亦受質疑其箇中「行規」實為聘請大學生為主。不過，往往有應徵者為獲取相關經驗，始終須無奈忍受剝削待遇，以為讀博作好準備。

誠然，讀博固然可理解為個人對知識的追求，不可全然以金錢衡量，但亦不可忽視個人於過程中所作出的努力、甚至犧牲。況且，博士、大學講師均承擔了知識創造、傳承等重要責任，社會絕不應容讓這批有識之士淪為被剝削的對象，甚至落得孔乙己般的下場。政府必須從速正視「流浪教師」、「合約教師」的處境，為他們提供更穩固的就業保障，以符合政府宣示香港轉型成為「知識型經濟」城市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