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故事 - 收回香港（ 1979-1997）

如果沒有那一跤，香港的命運會否不一樣？
1982年 9月 24日，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華，在北京與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討論。英國提出 1997年後繼續管治香港，被鄧小平拒絕，鐵娘子氣冲冲步出人民大會堂，在走下石級時摔了一跤。這一跤，為香港驚濤駭浪的回歸故事揭開序幕。
記者：張嘉雯


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 1982年 9月 24日在北京與鄧小平討論香港前途後步出人民大會堂，下梯級時突然摔了一跤，旁人立即將她扶起。這一跤，被海外媒體解讀為英國先輸一仗。

余生成長時，香港社會風起雲湧。六七暴動爆發，他正在新蒲崗機器廠工作，一次放工遇上暴動，電視台來採訪，給他遇上當新聞部攝影師的朋友，朋友知他愛影相，問他：「你想唔想學嘢？我教你影啲『郁嘢』吖！」


「佢攞住清朝條約嚟講」
好奇的他為了學影「郁嘢」，加入無綫電視新聞部攝影組，拍攝過文革時偷渡客從水路來港，也試過跟水警出海，打撈內地漂浮過來的屍體，「啲人俾麻繩五花大縛，有啲腸穿肚爛，俾魚咬到得個殼，塊面爛晒。」

多年來，他採訪大新聞無數。 1979年英國學者訪問北京，他奉命採訪，第一次跟鄧小平見面。他憶述學者問鄧搞改革開放會不會太快，「佢答話我都咁大年紀，仲唔改革開放等幾時？」

1982年 9月 24日，戴卓爾夫人訪華，記者在人民大會堂外等她出現，趙紫陽也在門外迎接。余生記得當時有香港記者問趙紫陽，會不會談香港問題，「佢嗰時答主權我哋一定要收番，其他嘢我哋慢慢商量。」這句話，已令港人非常震撼。

那天，鐵娘子堅持保留香港島及九龍半島主權，被鄧小平嚴詞拒絕。會談結束，戴卓爾夫人步出人民大會堂時更跌倒。

「（中午） 12點幾出嚟，有車隊接佢，我嗰時諗住影佢行落嚟，後面有大會堂做背景咪幾好。」同行記者及其他行家留守門前，霸位等「扑咪」，「我嗰時諗佢出嚟一定唔會講嘢，覺得影佢行落嚟上車個畫面好睇啲，咪博一博囉。」

余生說，當時戴卓爾沒看梯級，又穿高跟鞋，結果跌了一跤，護衞即時衝上前扶起，余生把整個過程拍下，這段片成了全球獨家。

「佢（戴卓爾夫人）啱啱打完勝仗（指福克蘭群島戰爭），意氣風發，攞住清朝條約嚟講。鄧小平話條法已經廢咗。嗰時佢仆親大家都好驚 o架，諗住英國政府仆街喇，覺得係壞開始、唔好嘅兆頭，戴卓爾夫人都要向毛澤東叩頭。」

中英談判展開，余生一共採訪了 19次，北京成為他第二個家。中英雙方最後在 1984年簽訂《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正式宣佈 1997年 7月 1日起，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李鵬飛：英國部署撤退
曾任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的李鵬飛，年輕時由內地偷渡來港，至 1976年才第一次回內地參觀，「窮得不得了，全部人都着同一種色嘅衫，一係藍、一係灰，本來去四日，頂唔順去咗兩日就走人。習仲勛（現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父親，當年邀請李鵬飛訪問內地）問我，到底落後西方社會有冇 50年，我話『 50年？一個世紀就差唔多。』嗰時睇到咁窮，好失望，曾經同朋友講過以後都唔返大陸。」

兩年後，他當選總商會會長，經常要到訪內地。中英談判，港督尤德又請他幫忙，「本來我對中國冇興趣，但嗰時成個立法局入面得我一個有中國經驗，好多人 1949年出咗嚟之後都唔敢返去，其實我都唔係中國專家。」

他說，英方早在 1979年末，已經知道中共對收回香港主權事在必行，「但係唔敢講，驚講咗出嚟雞飛狗走，但英國佬早已部署撤退。」直至戴卓爾夫人在人民大會堂跌倒，香港人才知道主權問題已迫在眉睫，「後來佢冇做首相，有次嚟香港，我坐佢隔籬，問佢點解嗰次會跌親，佢話『我當時一邊走一邊想，為甚麼中國這個小矮人，說話會這麼兇惡。』」


李鵬飛當年曾經問過戴卓爾夫人為何會在北京跌倒，她答：「我當時一邊走一邊想，為甚麼中國這個小矮人，說話會這麼兇惡。」謝榮耀攝

港是一國兩制示範單位
1983年 5月，李鵬飛率領才俊團訪京，提出主權換治權的想法，結果失望而回，「嗰陣英國人都有諗過，淨係畀返界限街以北，香港島同九龍就永久畀咗英國，諗住死都撐住，點知唔夠兩個禮拜，鄧小平一句冇得傾，話香港九龍同新界係一體，就冇咗。」

當時內地改革開放才剛實施了五年，經濟環境遠遜香港，各界千方百計，希望把回歸的限期推遲，兩局議員更提出，要讓英國統治多 10到 20年，等中國的經濟水平與香港相近，才讓中國收回香港。

「鄧小平係好精嘅人，佢話唔要三腳凳，即係話香港人喺前途問題上冇份話事，只可以有兩腳凳，我哋嗰時成日話兩腳凳坐唔穩。」同年年尾，中英談判破裂，觸發信心危機，「香港人好恐慌，個個想攞外國護照， 89民運後更厲害，我哋之後見戴卓爾夫人，希望幫香港人爭取英國護照。」

回望過去，李鵬飛形容香港是一國兩制的「示範單位」，中央最大希望其實是收回台灣，「但係台灣民主選舉差不多七成幾人投票，人哋喺民主嘅過程中學咗好多嘢，你話要整個 800人委員會出嚟選，台灣人實唔制啦，你話想收返台灣？妄想！除非用軍力囉。」李鵬飛形容香港是一個壞的示範單位，「香港到家都冇正式嘅民主選舉，你話 2,300萬台灣人點諗？自由行冇所謂、投資冇所謂、搵錢冇所謂，一講收返就冇得傾。」


余生形容當年戴卓爾夫人訪華時意氣風發，離開人民大會堂時卻心不在焉跌倒，被他的鏡頭捕捉下來。張志華攝

鴉片戰爭後，香港開展了長達百年的流離。 1983年，香港主權問題尚未明朗，兩大學生會率先表態，去信總理趙紫陽，表達對民主回歸的期盼，趙翌年回信，表示「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一直到 1989年 6月，天安門傳來槍聲，當年收下趙紫陽回信的港大學生會會長馮煒光猛然自省，他們是否對不起香港的下一代？


84年港大學生會會長馮煒光當年力爭香港回歸，但六四事件後反思是否對不起下一代。
成啟聰攝

曾寫信給趙紫陽
八十年代初，香港前途未明，行政立法兩局以致社會各專業界別仍未表態，中大學生卻率先支持回歸，「 82年戴卓爾夫人去完北京嚟香港，中大學生去啟德機場示威，反對三條不平等條約。」

1983年 9月，中英雙方未就香港前途問題達成共識，港人出現信心危機，股災爆發，同年 10月香港實施聯繫滙率制度。港大學生會就香港前途問題出現大分裂，馮煒光記得，當時在太古堂飯堂， 800位同學通宵辯論三個決議案，包括主權屬於中國政府、要求戴卓爾夫人不要阻撓回歸，以及香港民主回歸，獲大比數通過，同學後來更去信趙紫陽，提出民主回歸的期望。

翌年初，馮煒光當上學生會會長，有法律系學生對主權問題非常擔心，「佢哋問，成個法律系統會點？我哋第時做乜呀？」同年 4月，他收到趙紫陽的回信，「佢信入面話，可以理解香港人對民主嘅要求同對國家事務嘅關心。當時只係改革開放咗 5年半，總理嘅回覆相當難得。」

當時不少港人希望英國政府延續治權，港大學生會卻發表「香港前途宣言」，支持民主回歸，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唯一合法政權； 1984年十．一慶典，學生會獲邀上京閱兵，「香港始終係中國人嘅地方，唔能夠拉住外國人唔放，我覺得學生會當時係扮演咗先鋒角色，當時香港都無政黨、無民選議員，係我哋出嚟講嘢。」

六四事件好傷心
「不過就俾屋企人鬧到七彩囉，你咁樣搞法，英國政府唔鍾意，到時你做得乜吖？……仲乜搞埋啲咁嘅嘢？點解你會咁出頭 o架！」馮煒光坦言，那時承受很大壓力，不願見親人，直至 1984年 4月英國外相賀維訪華，表達 1997年將不再擁有香港主權及治權，「大家嘅心態先完全改變。」令他反思當年立場時，是 89年六四事件，「好傷心，好唔能夠釋懷。自己作學生會會長，一腔熱血支持回歸，會問自己係唔係好對唔住香港嘅下一代。」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初，總理周恩來即提出「長期打算，充份利用」八字方針處理香港問題，中共更早於 1947年便在港設立駐港機構新華社香港分社，證明對香港的高度重視。

60年來，新華社香港分社（ 2000年起改稱中聯辦）的聯繫職責沒有改變，治港手段卻由「揸大放小」走向「積極干預」。治港政策鬆緊與歷任九位社長與主任性格差別無關，變的是中央治港心態，正如資深左派中人鄭耀棠所指，回歸後中央重奪特區話事權，「中央應該要管嘅都要管。」
記者：許偉賢　莫劍弦


司徒華與李柱銘 84年曾以「各界人士」身份獲邀到北京人民大會堂，見證中英聯合聲明簽署，與國家領導人合照。

成立於 1947年 5月的新華社香港分社，首任社長是曾任周恩來秘書的喬冠華。雖然是中國官方駐港機構，但周恩來表明不急於收回香港，因此在喬冠華及其後兩任社長黃作梅及王匡治下，新華社作風低調，罕有參與港務。

許家屯較靈活　曾叫司徒華組黨
八十年代中英談判展開，肩負談判重任的新華社積極聯繫各界，但未對香港事務指手劃腳。適逢中國走向開放改革， 83年來港任社長的許家屯也緊跟中央指示，以較開明態度處事。前基本法草委、支聯會主席司徒華接受訪問時便指許家屯「比較靈活」，更曾一度叫他與李柱銘組黨，作風顯然與以往的社長不同。

百萬港人 89年上街聲援學運人士，一下子扭轉了北京向來較寬鬆的治港政策，當時任《文匯報》記者的時事評論員劉銳紹稱：「中央好擔心香港成為反共前哨基地；六四後治港政策收緊咗好多。」

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中央 90年派出外交官出身的周南來港接任新華社社長，凸顯香港不容「被搞亂」的重大意義，政制發展更不能撒手不管，由此開始了回歸前長達七年的中英爭拗，民主派與中方陣營僵持不下，劉銳紹直指「當時中英鬥爭嘅意識，已經掩蓋咗北京原本對港政策嘅全面性。」


作為駐港官方機構，新華社是請願熱點。

周南手段鐵腕　姜恩柱「揸大放小」
中英爭拗在 97年 7月 1日落幕，中國收回香港治權，本可理所當然地在港推行高壓政策，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鐵腕政策的周南功成身退後，換上予人感覺較為「和稀泥」的姜恩柱，緊守「揸大放小」原則，不常評論港務。

劉銳紹分析，中央不想一收回主權便予人事事管的感覺，以免激起市民反彈，因此回歸初年繼續積極不干預，「插手情況相對上較少」；鄭耀棠更指特區回歸初年，中央基本上完全放手，連一些應該管理的東西都沒有理會，喪失了主權應有的「話語權」。

不過，這種相對少干預的情況，隨着 03年 7月 1日 50萬人上街而畫上句號。 2000年易名為中聯辦的新華社， 03年後被指小至立法會事務委員會主席選舉，大至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都事事干預。曾任基本法起草委員的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就說過：「新華社不管的，中聯辦都要管」；中央欲在港建立第二個權力核心的野心，更在近期透過不少文章表露無遺。

建立權力核心　暫非中央政策
司徒華便以「加火」形容中央近年對港政策，「好似溫水煮蛙咁，個火煮得好猛，其實佢哋本來嘅目的都係咁。」但劉銳紹認為有關建立第二個權力核心的言論，暫時來說非中央政策，但無可否認凸顯中國官場相當普遍的思維，「佢哋從香港幾年來施政磨擦睇到，香港欠缺一個能夠領會中央精神嘅班子。」

特區未來的緊箍罩是否繼續收緊？鄭耀棠拋下這一句：「中央應該要管嘅都要管；唔應該管嘅，中央都唔會想管」，但他強調，中央加強管治並非干預。似乎也預示了特區的前路。

歷任新華社社長及中聯辦主任
1947年 5月－ 1949年
喬冠華
•抗戰期間任周恩來政治秘書，官至外交部部長
•文革時在四人幫組閣名單上而受中央專組審查，其後被免職

喬冠華（左）是新華社香港分社首任社長， 1947年 5月來港履新。

1949年－ 1955年
黃作梅
•生於上水，高中畢業於皇仁書院，其後加入共產黨
• 55年在任時乘坐的飛機被國民黨特務炸毀，終年 39歲


1958年－ 1977年 12月
梁威林
•畢業於日本大學政治經濟專科，曾在上海參加抗日救亡工作
•任內經歷六七暴動，是在任年期最長的新華社社長


1978年－ 1983年
王匡
• 46年曾任周恩來秘書，及後創辦《羊城晚報》
•履新時正值中共改革開放及中英討論香港回歸，積極參與其中


1983年－ 1990年 1月
許家屯
•曾任多市市委書記
•六四時默許左派辦悼念活動， 90年出走美國並被革除黨籍，但其後有指他因感情事而出走

許家屯 83年抵港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時，現為電視台高層的羅燦（左）也曾追訪。

1990年 1月－ 1997年 7月
周南
•歷任駐聯合國代表團高位以及外交學院院長
•高度參與《基本法》起草及特區政權移交工作，曾以「雙手合十」拒絕與前港督彭定康握手

作風強硬的周南（右） 1992年在一公開場合中雙手合十，拒絕與港督彭定康握手。

1997年 7月－ 2002年 8月
姜恩柱
•外交官出身，曾任外交部部長助理
•任內曾被劉慧卿控告違反私隱條例，最終獲判勝訴

姜恩柱作風低調，少理港務，反映中央不欲在回歸初年迅速收緊特區管治權。

2002年 8月－ 2009年 5月
高祀仁
• 99年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熟悉港務
• 03年 7.1大遊行錯估形勢，其後一改高調論政作風


2009年 5月起
彭清華
• 03年 7.1後臨危受命，獲派來港任副主任
• 52歲便接任，成為最年輕中聯辦主任


註：新華社 2000年易名為中聯辦
資料來源：中聯辦網頁

「今晚 7點飲糖水！你以為真係去飲糖水？其實係叫你 7點去老地方開會。」較中華人民共和國早一年成立的香港工會聯合會（工聯會）， 1948年開始在港宣傳愛國意識，持續成為港英政府「眼中釘」，在殖民地政府治下經歷近 50年政治壓迫，拘捕、監聽與跟蹤無日無之。「愛國要義無反顧」，工聯會會長鄭耀棠一句話，道盡左派中人為何能在夾縫中忍辱求存。


新蒲崗膠花廠的勞資糾紛，揭開六七暴動序幕，工聯會成為當年反英抗暴的牽頭者。工聯會提供圖片

當年領導被遞解出境
工聯會是本港歷史最悠久的大型愛國政團。與工聯會同年誕生的現任會長鄭耀棠 61年加入工聯會，那時不過 13歲的他已在置地廣場的告羅士打大廈做了三、四年 bell boy（門僮），「嗰時啲外國人好歧視華人；見到我哋啲開門仔，口殊、口殊、口殊叫狗咁叫。」

不忿華人被歧視，鄭耀棠因而加入工聯會，要為受氣的打工仔出氣。工會前輩細訴往事，回憶中都包含被港英政府迫害的苦澀，「好多領導喺五十年代已經被港督遞解出境，嗰時已經開始白色恐怖。」

六七暴動將港英政府與左派政團的對立面推向高峯。「工會中人最驚半夜三更聽到敲門聲，一定係政治部人嚟宣佈：港督唔鍾意你，兩條路你揀，陸路（返大陸）抑或坐船（到台灣）？」

左派口中的「反英抗暴」鬥爭後，工聯會更成殖民地政府「眼中釘」，但赤裸裸的打壓改為暗地進行。鄭耀棠憶述八十年代初，工聯會某次成功租借大會堂表演文藝節目，港府卻在前一天通知不能借場，「佢哋話要用就用，一鑊撬起我哋。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只係喺當日企喺大會堂外逐個通知買咗飛嘅會員。」


1983年，工聯會副理事長鄭耀棠（右）獲葉劍英元帥邀請訪京單獨面談，滙報香港工人情況。

暗語溝通避監聽跟蹤
為免消息外洩，當時工會理事慣用暗語溝通，也盡可能不使用電話，港英政府則不時派人扮工友到工聯會會員中心打躉睇報紙，「佢哋由朝睇到晚，連細細格嘅招聘廣告都『躪』埋；講真邊係睇嘢，聽我哋講乜就真。」他就任工會代表的首天，前輩送他的錦囊竟是如何「撇甩」港英政治人員跟蹤，反映當年跟蹤情況何等猖狂。

愛國政團在回歸後走出壓迫陰霾，由被打壓變成上賓，鄭耀棠坦言仍然有人以有色眼鏡看待左派，「百幾年殖民地統治，冇可能 12年就搞掂；只希望市民逐步認識，唔會有理冇理都砌我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