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故事 - 羅湖橋上的人來人往

一頭連著中國內地，一頭連著香港。30米的木板橋刻下了人世間的悲歡離合，也見證了60年國門開放的曲折歷程

　　　　本刊記者/王維博(發自深圳)

　　　　這是2009年9月16日的羅湖口岸。寬敞整潔的通關大廳裡，聽不到嘈雜的人流聲，也看不到等候過關的長隊，短短5秒鐘，人們通過簡單的刷卡、按指模、核對面部訊息，就可以自助通關，去到那頭的香港。

　　　　60年前的10月14日，新中國成立後的第13天，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支部隊打到羅湖橋頭，到此止步。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批准羅湖口岸為國家對外開放口岸，從此，羅湖口岸成為連接「外部世界」的「國門」。那時候，羅湖橋的橋面由粗木鋪成，橋的兩端分別由中英兩方的軍、警把守。海關只是一座破舊的小木屋。

　　　　此後的20多年，偌大的中國，除了北部與蘇聯接壤的關口外，只有與香港相連的羅湖橋，維繫著共和國與「外部世界」的聯繫。

　　　　「耕作口」

　　　　1950年，正值學術黃金時期的數學家華羅庚從美國渡洋來到香港，在通過羅湖口岸前夕，寫了一封《告留美同學的公開信》：「朋友們，梁園雖好，非久居之鄉！為了抉擇真理，我們應當回去；為了國家民族，我們應當回去；為了為人民服務，我們也應當回去；建立我們的工作基礎，為了我們偉大祖國的建設和發展而奮鬥。」

　　　　新中國成立的頭兩年，常有愛國人士通過羅湖橋回到國內，錢學森、李四光、錢三強、鄧稼先、郭永懷等科學家都取道於此。那時，羅湖口岸並沒有明顯的邊境線，更沒有鐵絲網，附近的村民每天可以通過羅湖橋走到河對岸的農田進行耕作，甚至孩子都可以在香港上學。

　　　　1951年，中國開始封鎖邊境，深圳河兩岸圍上了高高的鐵絲網。這一年，20歲的朱自然從上海海關學校畢業，被分配到羅湖口岸工作。

　　　　雖然邊境被封鎖，但隔斷不了深圳河兩岸的來往，當時寶安還有4000多畝耕地在香港新界。土改的時候這4000畝土地分給寶安的農民。1951年，寶安經濟生活困難，靠近香港的寶安百姓要求去種那4000畝地。後寶安縣委向省裡申請，同意寶安農民過境耕作，並設了7個「耕作口」，農民們憑耕作證早出晚歸。

　　　　當時，對過界生產的農民，港英當局也沒有加以限制，農民在耕作之餘，還可順便到香港遊玩，買些東西回來補充生活。

　　　　「進出關檢查起初也很簡單，由於沒有正式的辦公樓，值班人員長期在車站鐵路邊擺一個木桌，旅客經過一個個打開包檢查。」朱自然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1952年7月，31歲的張愛玲在烈日下走過了羅湖橋。在她身後，上海公寓裡的流言與傳奇，被鋪天蓋地的標語口號湮沒，而她的身影在異國他鄉漸行漸遠。

　　　　從1957年起，通過羅湖橋過境耕作的村民發現了兩岸的差距。河的對岸，香港的村民每年能賺13000多元。於是，白天在香港耕作的村民晚上不再返回河的這一邊，有的甚至扶老攜幼，全家都住在香港。

　　　　今年78歲的姚伯就是通過「耕作口」去的香港，他從羅芳村的生產隊社員變成香港的最底層的工人，只花了一個晚上時間。

　　　　當時聽到哪個熟人逃港了，他們會開玩笑地說，「他到香港喝咖啡去了。」姚伯說，從羅芳村到香港，可以走文錦渡，也可以走羅湖橋附近的「耕作口」。白天過去在資本主義地盤上幹活，晚上回這邊來過社會主義生活。那邊的東西不許帶過來，就在鐵絲網那邊吃飽了再回來。有時牽著牛過去幹活，姚伯就經常就在牛耳朵裡塞兩個雞蛋，過去賣點錢。

　　　　1957年的一天下午，他從羅湖橋附近的耕作口出去，就再也沒有回來。

　　　　當時最近最安全的路線是從現在的羅湖海關後的深圳河過去，但需要有熟人帶，沒有關係很難。其次是皇崗口岸，但有軍犬把守。再次是梧桐山，路途遠比較危險。最後就是泅水了。姚伯說，他有耕作證，就從羅湖橋附近的耕作口出去了。

　　　　去香港的人多了，在那邊就成了一個個村子。原來一個村的還聚集在一起，羅芳村的人過去的還叫羅芳村，漁民村過去的也叫漁民村。

　　　　據寶安縣志記載，從1951年深港封鎖邊境開始，1957年、1962年、1978年、1979年，深圳相繼發生過四次大規模的外逃事件，其中以1979年為最。據官方資料記載，從1951年開始，寶安縣青壯年流失人數為119274人，逃港成功的為60157人。

　　　　土政策

　　　　「逃港」不斷發生，終於令邊境封鎖的政策開始鬆動。

　　　　1961年開始，寶安縣開始放寬邊境管理，與香港發展小額貿易，提高農民收入，遏制逃港潮。農民一個月可以去香港5次，每次可以帶回5塊錢的東西，一次可以帶5斤重的物品回來。

　　　　1961年至1963年，從香港過境來的旅客明顯增多，「大部分都是帶著糧食來救命的」。時任羅湖海關檢查員的朱自然說，自然災害那幾年，很多香港居民便帶著成袋的麵包、大米回來接濟親戚。

　　　　那幾年，寶安人到香港不需要縣公安局同意了，只需寫個簡單申請，蓋大隊公章即可自由到香港耕地，同時在完成國家任務後，多數群眾都可以名正言順地拿自己生產的產品到香港去賣，從香港換取生活必需品，改善生活。以前被視為走私的物資都可以公開出口了。

到1963年初，廣東省委全面開展打擊「投機倒把」運動，羅湖橋上的這些土政策基本被叫停了。等到再次提出改革開放，那已經是1979年的事情了。

　　　　2008年，深圳市史志辦公室研究人員詹延欽通過翻閱大量原始檔案，並採訪原寶安縣委的老領導，披露了這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當年的開放與今天明顯不同，那是基層政權為解決群眾溫飽而進行的大膽創新。」詹延欽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一車兩面」

　　　　1968年，初中畢業的陳煥參軍後被調入羅湖口岸負責拍照，特殊的崗位讓他見到許多不為人知的逃港命運。

　　　　建國後，每天都有列車經過羅湖橋往香港運送蔬菜和鮮活禽蛋，列車到達深圳後，要先在北站休整集結。外逃的村民大都是以茫茫夜色為掩護摸上暫停的專列貨車，甚至藏在列車水箱中冒險隨車進入香港。經常有人被火車擠死，許多是外地人，連身份證明都沒有。

　　　　發現逃港者死亡，邊檢部隊就會請陳煥去拍照取證，鏡頭裡的慘象經常讓陳煥唏噓不已。

　　　　「都是窮怕了。」陳煥說，沒有及時發現的屍體運過河後只好埋在深圳河南岸。直到目前，深圳河南岸，離羅湖橋不遠的江背嶺上，還是一排排墓碑面向北方。

　　　　陳煥記憶深刻的不僅有逃港者，還有羅湖橋上的文革旋風。「文革時期就連過關的旅客也強令要求先背毛主席語錄，方准出入境。」

　　　　來往廣州至九龍的火車則每天都要「變臉」。從香港過羅湖橋，紅衛兵便湧上車去，在火車前前後後掛上毛澤東畫像，貼滿大字標語。火車回到香港境內，香港工人便開始忙著洗刷標語，第二日開往內地又復如故，猶如「一車兩面」，橋頭橋尾各不同。

　　　　文革之火一度波及香港。香港紅衛兵呼籲批判資本主義，內地紅衛兵擁到羅湖橋上聲援，並一度聲稱要衝過羅湖橋，趕走殖民主義當局。

　　　　「很多試圖逃港的人也夾在中間，海關和邊檢的人全部集中起來，幾十人手挽手，在羅湖橋頭組成三道圍牆。連續對峙了好幾天，終於將沖關的人擋了回去。」陳煥說。

　　　　「踩單車」

　　　　1978年，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講話，提出了 「讓一部分城市先富起來」的理論。會上，鄧小平一口氣列出十多個城市，第一個「城市」就是深圳。

　　　　這是「深圳」第一次為外界所知，此前，深圳只是寶安縣的一個鎮。

　　　　羅芳村的姚家浩是從廣播裡聽到鄧小平的這番講話的，當年38歲的他隱隱感覺到，深圳要發生大變化了。

　　　　姚家浩的預感很快被證實，此後不到一個月，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撥亂反正、改革開放，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1979年3月5日，寶安正式改名為深圳市，一年後，深圳經濟特區宣告成立。

　　　　改革開放帶來的第一個變化是，昔日由集體掌管的農田被分到了每家每戶，姚家浩和村民們將分到的農田全都種了蔬菜。

　　　　當時的政策不僅包括分田到戶，還允許村民們將收割下來的蔬菜運到河對岸的香港賣。姚家浩說，深圳這邊幾毛錢一斤的蔬菜，在香港能賣上二十來元港幣一斤。第一茬小白菜上市，他就成了萬元戶。

　　　　除了賣菜，姚家浩的副業是到羅湖橋邊踩單車帶港商。因為沒有公共汽車，香港人從羅湖橋上過來，不論是多大的富豪，只能坐在自行車的後架上，顛簸前行。這種交通工具，深圳人叫做「踩單車」。

　　　　第一個來羅芳村投資的香港老闆王良基就是姚家浩用單車從羅湖橋接來的。1985年，羅芳村建成3000平米廠房，王良基應邀來投資，建成了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良基手袋廠。

　　　　直到去年，這家經營了23年的手袋廠因為訂單減少，最終倒閉了。但它的身後已豎起了幾百家企業。

　　　　與王良基一樣，世界500強企業代表，百事可樂駐香港業務主管李文富，也是早期跨過羅湖橋來深圳投資的港商之一。

　　　　1979年9月，在中國決定設立深圳特區僅僅一個月後，李文富就給深圳市政府寫了一封信，表達了要來投資的意願。整整一年，李文富奔波於深港兩地談判、看場地，直至1981年正式簽約，雙方合作建起了深圳市飲樂汽水廠。

　　　　李文富自己騎單車，有時還把百事可樂的樣品放在後架上帶過來，被譽為用自行車把世界500強馱過羅湖橋的人。

　　　　老羅湖橋的暮年

　　　　1992年6月18日深圳出台《農村城市化暫行規定》，深圳的農民一夜間變成了城市居民。1995年，深圳市建設污水處理廠，羅芳村300多畝地全部被徵用。姚家浩徹底告別種菜生活。

　　　　1995年，64歲的姚伯從新羅湖橋回到了羅芳村，在老宅基地上建起了樓房，此後，定期過河來收租喝茶成了他退休後的主要工作。

　　　　1985年，深圳市政府在老羅湖橋東邊新建起一座寬50餘米的雙層水泥大橋，同時又在橋頭建起了一座高12層的聯檢大樓，也就是現在的羅湖口岸聯檢大樓。

「出入『耕作口』的人越來越少。」2009年9月16日，距離羅湖口岸不遠的筍崗邊檢站值勤點，隊長黎曉靖的話有點失落。

　　　　「這兒可是最老的羅湖橋。」黎曉靖指了指腳下，他已在橋頭看守了7個年頭，此前，他在羅湖邊檢站當了10年的檢查員。「羅湖海關的聯檢大樓建成後，老羅湖橋就成了當地村民的過境耕作口。」

　　　　不僅羅湖橋發生了變化，從最初的解放軍到公安邊防再到武警，再由武警改為警察編製，看守羅湖口岸的部隊已經變換了許多次。

　　　　「我來的時候還是公安邊防部隊，如今已換了好幾套制服。站崗時的配槍也由步槍改為手槍了。」黎曉靖說。1997年香港回歸之後，邊檢站值班人員由全部由武警改為警察編製，「讓荷槍實彈的部隊走來走去，氣氛多緊張。」

　　　　老羅湖橋上午有6個人值班，下午班只有2個人，而出入境耕作的農民則更少，多時七八個，少的時候只有兩個人，距耕作口幾米之隔的羅湖海關聯檢大樓，日均進出境旅客已25萬人次，單日數量最高紀錄達39.6萬人次，是亞洲最大旅客和行李檢查口岸。

　　　　常年進出的都是附近幾個村的村民，黎曉靖說，他都能叫出他們每個人的名字來。

　　　　「實際上大部分是過去打工和購物。」黎曉靖說，「現在很多人都沒有地了，要麼租給別人種地，要麼就荒著。等早上出去的那兩個人回來，我就可以回家了。」

　　　　河對岸的香港村莊，舊瓦房、水泥房、鐵皮房面貌如昨，依舊過著日昇而作，日落而歸的田園生活。★

相對於外交護照和公務護照的「寬鬆」，建國60年來，因私護照的申領，經歷了極為封閉到自由開放的歷史性轉變

　　　　本刊記者/楊中旭

　　　　1950年10月11日，陳水珠和表姐乘上一條小船，經由伊洛瓦底江，花上一個鐘頭的工夫，從豎磅縣來到緬甸首都仰光，辦理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而來。

　　　　大使館領事部的官員開始提問，第一個問題是姓名。妹妹脫口而出：陳瑞珠——她打小就聽見大家這樣叫她，渾不知自己的名字其實叫水珠。

　　　　可接下來的第二個問題難倒了她。領事部官員問她：你的出生年月日？陳水珠和表姐面面相覷，這個可是父母從來沒有告訴過的。姐妹倆對領事部官員說聲抱歉，攜手走出門外商量。妹妹對姐姐說：我媽說我十七歲。姐姐算了算，那你是1933年生的。妹妹說，還有月份呢。姐姐說：編一個吧。

　　　　回到房間，給出「答案」，領事部官員隨即拿出一本藍布封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翻開第一頁，在右首第一行姓名一欄裡自上而下寫下「陳瑞珠」，在右首第二行出生年月日一欄裡寫下「一九三三年二月」，然後貼上黑白照片，蓋上鋼印，並在第二頁上填好入境事由，加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之印」以後，請持照人「陳瑞珠」簽名，新中國第一版護照(1950年版)的NO.B000912號宣告生效。

　　　　陳水珠未曾料到，這一去，就再難回到生她養她的緬甸，甚至在幾經政治運動之後，返鄉探親的念頭也已泯滅。她更不曾想到，她會在暮年自由出入國境。

　　　　噤若寒蟬

　　　　收拾了行囊，「陳瑞珠」踏上歸國的路程。頭一次穿越國境，她心裡並沒有底，不知道過境時會發生什麼。除了護照，她還帶上了邊民證。

　　　　過境的時候，她只出示了邊民證，順利過關。59年之後，陳水珠老人在家中拿出當年的這本護照，翻開後面的簽證頁，笑言：你看，這裡一個章都沒有。

　　　　按照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退休民警李愛萍的說法：「陳瑞珠」的護照目的地是 「中國」。這是那一時期護照的特徵，一般只有一個目的地。「如果換目的地國家，就得重新申辦護照。」李愛萍說。

　　　　「陳瑞珠」的護照一年之後到期，新中國的第二版護照也已出爐，但她沒有提出申請。她回來了就不打算再回去——儘管長輩和她講，大陸吃白薯，日子很苦的。她的丈夫陳長淦和她一樣，在青年時期也受到了共產主義啟蒙，建設新中國是兩個年輕人的理想。

　　　　1953年，新中國第三版護照推出，封皮從藍色換成了咖啡色漆布硬皮。此時，肅反運動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歸僑和僑眷多有受牽連者。

　　　　1957年，「反右」運動風行全國，歸僑又一次受創。此時的陳長淦和陳水珠已歸國日久，雖然內心思念遠在海外的親人，卻已連申辦護照的念頭都已不敢有。歸僑都彼此提醒，別惹禍上身。如果因為申領護照而被扣上「對社會主義產生動搖情緒」「嚮往資產階級腐朽生活」這些帽子，是歸僑們無法承受之重。如果運氣壞的話，說不定還會再戴上一頂「右派」的帽子。

　　　　這種對護照噤若寒蟬的生活，一直持續到1972年。

　　　　據李愛萍回憶，這一時期，北京市每年因私出境人數只有區區幾十人，幾乎全部為歸僑，「上面嚴格控制人數」。這並不難理解，普通百姓一來沒有海外關係，二來沒有經濟能力，對護照的慾望幾近為零。

　　　　2009年9月21日下午，《中國新聞週刊》記者被授權查閱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的一份歷史檔案(非保密文件)時，發現中央部委曾經有過嚴格的規定。

　　　　1964年9月25日，中僑委(中央人民政府僑務委員會)和公安部聯合下發的《關於審批國慶回國觀光華僑攜帶其子女出國問題的緊急通知》曾有規定：對於大學畢業生或大學在校學生，家長要求攜帶出國的，不要輕易批准；學絕密專業的一個不放，學機密專業的，原則上也不放；對確有正當理由，非出去不可的，經中央主管部門同意後，可以個別批准。

　　　　內查外調

　　　　1964年，新中國第六版護照出爐，內頁由豎排轉為橫排。

　　　　據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退休民警李愛萍回憶，那一時期申辦護照，政審是最嚴格的一道門檻，「一個人申辦，後面800個人調查著呢」。

　　　　這一時期，申辦一本護照，需要填寫四份表格。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出入境管理處前身)留一份存底，另外三份分別交由戶口所在地公安分局、申辦人所在單位、申辦人所在街道、居委會。當時被稱為「內查外調」。

　　　　小組—車間—工廠，居委會—街道—派出所，中間任何一道環節卡了殼，護照就辦不成了。「其中，單位政審是最重要的環節。」離休幹部陳長淦說。

　　　　儘管「地、富、反、壞、僑」聲名遠播，絕大多數歸僑選擇了沉默，但野草卻也在夾縫中苦苦求生。1963年，中國科技大學一位年輕的助教就開始給北京市公安局「出難題」。

　　　　1932年12月17日生於印尼蘇門答臘島的趙惠恩於1954年返回祖國。9年之後的11月13日，他詳細填寫了四份申辦護照的表格，將家庭情況、海外關係、社會關係、自身簡歷一一填寫完整，其申請事由為：一、母親今老患高血壓及心臟衰弱症，多次來信及來電要我們夫婦回去見最後一次面。二、父親已於1957年逝世，留下一筆遺產，需要回去處理。其中一項牽涉到印尼土地法問題。父親用我的名字建了一間房屋，這件房屋的土地也是當時購買的。根據印尼頒布的土地法令，外僑在印尼的土地必須在1964年3月以前辦理轉讓給印尼籍公民，否則將取消土地所有權。

趙的申請未被批准。兩年之後，他再度申請去港(印尼當時正在排華無法入境)。這一次，北京市公安局向市委政法部提交了《關於趙惠恩申請去香港的請示報告》((65)局戶簽字第1021號)。報告中說：經查，趙惠恩有以下幾個問題：

　　　　● 其三姐趙群嬌，1952年由印尼回國求學，在上海同濟讀書，曾攻擊我「不民主、不自由」。1957年整風時，因罷考政治課被批判，對我心懷不滿，1958年去港至今未歸。

　　　　● 趙群嬌與國內政治情況複雜的人關係密切。

　　　　● 申請理由不實。趙惠恩思想落後，好逸惡勞，怕艱苦，怕在農村勞動，不願在國內工作生活，三姐千方百計拉攏。

　　　　● 掌握一定機密。趙在原子核系任助教，部分課程內容是參考所內工作內容而制訂，屬秘密級。

　　　　據此，報告「擬請科大黨委負責同志對趙講明，香港是個壞地方，趙身為原子核系助教，去港對個人和國家均不利」。

　　　　申請被二度打回。1969年後，趙惠恩在印尼的親屬分別緻信時任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和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請求放行，依舊未果。

　　　　2009年9月16日，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退休民警羅愛玲抱出有關趙惠恩的卷宗時，發黃的卷宗已有200頁之巨。

　　　　當天晚些時候，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民警趙宏宇在戶籍網查詢欄裡鍵入趙惠恩的名字和生日，已無任何結果顯示。

　　　　單程證

　　　　上世紀60年代印尼排華之時，趙惠恩想出去，黃俊堅想進來。

　　　　1965年，18歲的黃俊堅從印尼經香港回到廣州，被安排到廣州華僑五校就讀。報到的當天，在派出所民警前來做戶籍登記之後，黃的護照被帶走，再未歸還。

　　　　3年之後，為響應最高領袖「上山下鄉」的號召，黃俊堅被分配到海南島萬寧縣中興華僑農場務農。在這座軍區農場裡，黃俊堅的工作是割橡膠。

　　　　橡膠水有一個特點，氣溫稍高之後就會自行凝固。華僑們別無選擇，只好每天凌晨3點鐘起床，先吃稀飯，然後步行約一小時去工地割橡膠。現在的橡膠工，一般每天要割一兩百株至三四百株不等，但黃俊堅當時每天要割五百株。

　　　　很多華僑的母親前來探望，發現自己的孩子面色蒼白，她們回到香港等地就開始「造輿論」。

　　　　一邊想出去，一邊不肯放，死結卻因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而解開。據國務院僑辦秘行司原司長陳長淦和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原處長陳水珠回憶，尼克松訪華期間曾經提出質疑：來去不自由。

　　　　政策開始鬆動。從1973年開始的兩三年間，大批歸僑離開大陸，通過香港設法回到出生地與家人會合。政府方面的原則是：除了有重大政治問題並掌握機密的歸僑，只要提出申請，就一律給予放行。

　　　　放行的憑證，卻並非護照，而是兼具護照功能的一張薄紙——單程香港通行證。1973年6月，黃俊堅提出申請赴港，7月獲准，8月27日抵達香港與父親團聚。他後來回憶，自己之所以順利抵港，除了大氣候的因素，也與父親在香港一直幫助大陸做轉口貿易有關——閉關鎖國的大陸，當時只有香港一個窗口面向世界。

　　　　很多人勸陳長淦和陳水珠也一起走，夫婦倆沒有同意。他們看到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大批歸僑抵港之後，無法獲得印尼等國簽證，進不得；單程香港通行證已經鎖死了返回大陸的通道，退不得。進退維谷之間，不得不滯留香港。

　　　　時至今日，當陳長淦夫婦到香港時，仍有滯留香港一生的老友聚在一起唏噓當時求生之艱難。

　　　　1974年，新中國第6版護照推出，封皮上護照二字從前5版的繁體變成了簡體。

　　　　「海外關係是個好東西」

　　　　1977年7月，鄧小平復出。

　　　　10月2日，他在接見港澳同胞國慶代表團和香港知名人士利銘澤夫婦時說：「什麼『海外關係』複雜不能信任，這種說法是反動的。我們現在不是海外關係太多，而是太少。『四人幫』胡說什麼『地、富、反、壞、僑』，這種錯誤說法和做法一定要糾正過來。中央已經下了決心，對願意出去的人，不要搞得那麼緊，繼承遺產、娶親等等，都可以出去。回來的也歡迎。」

　　　　他還說，「海外關係是個好東西。」

　　　　陳長淦和陳水珠聽了，頓覺春風撲面。在他們的記憶中，後來擔任中共中央主席、總書記的胡耀邦在1981～1985年連續就調整出入境問題作出指示，口徑一再放寬。以至於陳長淦和陳水珠正在讀大學的女兒動了去美國留學的念頭。1981年，女兒的夢想成真，遠在印尼的爺爺負責每年3萬美元的求學費用。

　　　　女兒的護照被拖了兩個月，但在夫婦倆看來，比起之前的幾十年，這已經很不錯了，起碼沒有人再為此上綱上線。

　　　　1984年，陳長淦一天之內連升三級，從國務院僑辦副處長直升為秘行司司長。2009年秋天，他回憶往事時感慨滿懷：「僑務工作要我們這些歸僑來做才好，之前卻總是得不到信任，領導不敢委以重任。」

　　　　1985年之後，來公安局辦護照的人明顯多起來。這個時候，辦理護照的表格，已從4份減為2份。市局存檔的一份不變，原來由單位、街道政審的程序，現在通通交給分局負責了。因為人多，位於東交民巷36號的外事科開始顯得「廟太小」。這間區區十來個平方的平房裡，每天都要接待數百人，而接待員只有兩名，後來接待員增加一倍，仍然無濟於事。

上世紀80年代的第九版護照，已經使用了防偽技術，只是技術相對簡單，在頭像上蓋個鋼印，內頁為天安門水印圖案。

　　　　「當時裡面還都是人工手寫的，沒有複印機，也沒有什麼複印件，在辦證窗口，接待員先要核對各個證件，對好了，蓋個章表示已核對。後來接待量越來越大，接待員一天下來累得頭暈眼花，有時候沒看清門牌號，晚上還要給人打電話問你家門牌號是1還是2。鋼印特別沉，一天兩三百個蓋下來， 手累得哆嗦。領導也要一本本簽字，一天到晚簽字，我記得當時我們一個領導簽字簽到手得了腱鞘炎。」李愛萍回憶說。

　　　　每天晚上外事科關門時，總得出動3個壯小伙，前面兩個連勸帶推，讓排隊的人退到大門外，門裡的小伙趁機關上大門，對外面喊：「明兒再來！」外面的人說：「我就不走了！好不容易排到我，明天我是第一號！」

　　　　1988年，陳長淦年屆58歲，已接近離休。僑辦的政策是，歸僑幹部可以出去探親一次，單位負責報銷北京至深圳的費用。陳長淦在一天之內，就在單位走完了政審的程序，人事部門負責人和單位負責人分別在申請書上簽字同意，而他辦理護照和前往新加坡的簽證也一路綠燈。

　　　　1988年10月25日，仍然無法入境印尼的陳長淦抵達新加坡，住進友人家中。一個星期之後，年近九旬的父母從雅加達飛抵新加坡樟宜國際機場。迎候的人不少，老父已經認不出40年不見的兒子，一迭聲喊道：「誰是長淦？長淦在哪裡？」

　　　　看著已經有些直不起腰的父母，陳長淦未語淚先流。

　　　　申辦護照的滾滾洪流

　　　　就在陳長淦與父母團聚的同時，陳水珠也開始著手準備赴美探望女兒。申辦護照過程中，她趁機了卻了一樁38年的懸案。

　　　　1952年，當母親廖含笑也返回大陸定居時，陳水珠專門問母親：我是不是叫陳瑞珠？哪年哪月哪日生的？母親禁不住笑起來，說：你叫水珠，生在荔月(也就是農曆六月)初二。

　　　　陳水珠又問：哪一年？母親回答：你今年虛歲19。此時，陳水珠方才明白，自己兩年前把虛歲當成實歲，寫在了自己的也是新中國的第一版護照上。她馬上查了農曆，知道荔月初二是那一年的7月13日。

　　　　直到1988年11月19日，陳水珠的護照終於恢復了本來面目。

　　　　這一時期，高校的教師外流加劇，以至於教育部不得不在護照申辦上追加了一道門檻：高等教育培養費。但據李愛萍回憶，這仍然難以擋住申辦護照的滾滾洪流。

　　　　此時，蘇東已經發生劇變，中國國營輕工企業積壓在庫房的商品一下子在蘇東找到了銷路，每晚熬夜排隊的主力軍也從留學生變成了「倒爺」，到後來，已然是「一表難求」，有人專門以倒賣護照申領表格為生。有朋友對李愛萍說：「你們屋裡的一張表，一塊錢賣出來對吧？在外面能賣50塊。」

　　　　隨著出國的人越來越多，護照越來越緊俏，作假的也就多了。有人就把護照賣了，1萬塊錢一本，換個頭像，加個封膜也不難。護照的防偽技術面臨考驗

　　　　1994年，北京啟用92版的護照，這個版本的護照就基本不用手寫了，全是列印。出入境管理處也開始用上電腦了，弄來電腦後，警官們集體培訓，臨時工也得上課，學習電腦設計的模塊，大夥兒稱之為「文盲普及式教育」。培訓了兩週就上崗了，很多人打字都沒練熟，手忙腳亂，年齡偏大的老同志戴著老花鏡使勁在電腦螢幕上找：「這個號在哪？那個號在哪？」

　　　　那時電腦也跟不上出國人數的增加速度快，嶄新的機器，沒幾個月壞了一批。買的印表機一天到晚不停打，當時用的針式印表機，吱吱的聲音，工作人員就一天到晚不停聽，聽得人都受不了了。那時候還有一些程序，比如貼照片，蓋章，審批意見還要有人工填寫，工作量還是特別大。

　　　　1992年，出入境管理處告別了東交民巷的平房，搬進了新建的辦公大廳。沒過多久，地方又不夠用了，只好再搬到警察博物館，直到1998年，才最終搬到位於北京市北二環東路的辦公大樓。

　　　　2000年，北京啟用97版護照，也是新中國60年來的第十三版護照。這個版本的護照比以前大大改進。印鈔技術被引入，偽造護照從此很困難。而且頁數多得多，變成了32頁。照片用數碼掃瞄，本人必須親自來，帶上戶口本、身份證，而且戶籍網也和出入境管理處的辦公系統連接上了，核對證件滑鼠一點就好。

　　　　2003年9月1日，因私護照進入按需申領階段。普通市民只要帶上戶口本和身份證，公安局就沒有理由拒絕辦理。

　　　　2009年9月15日8時20分，《中國新聞週刊》記者來到位於北京市北二環東路的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還有10分鐘開門，一樓大廳的門外只有寥寥十數人等候。出入境管理處民警說，這裡面的人，多數是為其他業務而來，例如外國人續居留。為因私護照而晝夜排隊的情況，現在已經絕跡。★

1947年，盧肇鈞拿著國民黨政府給予的資助，離開北平，去到美國；1950年，他滿懷對新中國的熱忱，回到中國共產黨治下的北京

　　　　本刊記者/楊時

　　　　「你別回去了。回去之後，共產黨聽說你是從美國回來的，就把你關在小黑屋裡，你還搞什麼科研？」1950年，與盧肇鈞一起留學、工作於波士頓的同學經常這樣勸他。

　　　　中共政權建立之初，因意識形態對立，在毛澤東宣佈新中國成立之時，大洋彼岸的美國將中國看作「紅色的敵人」。生活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中，有人對「紅色中國」心存嚮往，有人懼而遠之。已經學有所成的盧肇鈞最終決定回國，成為第一批返回新中國的36名留學生之一。

　　　　盧肇鈞的父輩正是清末最早一批留法學生中的一員。盧家至今四輩成為了中國百年國門緊閉與開放的縮影。

　　　　「回到中國給我們寫信！」

　　　　「共產黨即將統治中國，我們今後只好流落異鄉了。」一位中國留學生垂頭喪氣地說。這是1949年春節的聚餐會，幾十名旅居波士頓的清華校友在餐桌上聊起國內時局。有人反駁那位同窗，「列寧有贖買政策，中國共產黨也一定會出高價聘技術人員回去的。」

　　　　盧肇鈞插了一句，「關鍵不在於是否出高價。如果共產黨真的要振興中國，還是該回去。」沒人把盧肇鈞餐桌上的話當真。

　　　　那時，盧肇鈞已到美國讀書兩年，正在麻省理工學院邊做助教邊讀博士學位，甚至已經接手一項美國海軍委託的地質研究項目。當時32歲的盧肇鈞身穿西裝，打斜紋領帶，戴金絲眼鏡，性情儒雅，生活舒適。無人將這個學者派頭濃郁的年輕人與「紅色政權」的革命聯繫在一起。

　　　　但那次聚會之後，盧肇鈞開始與一些旅居美國的中共黨員密切交往起來，以瞭解國內時局。很快，他與一些學生成立了「中國問題座談會」，以學生團體的形式傳播中國的消息。

　　　　1950年初，一些中共黨員通過「留美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發起回國號召，盧肇鈞被選舉為波士頓地區聯絡人。國民黨撤退台灣時帶走大批知名教授，新中國急需大量知識人才，中共開始向國外留學生伸出橄欖枝。

　　　　與此同時，美國一方面出於意識形態的對立，另一方面出於對科學人才的愛惜，對於大批中國學生極力挽留。挽留的手段軟硬兼具，一方面給予更為豐厚的物質報酬；另一方面，在麥卡錫主義的背景下，將一些親共學生和教授壓制下去。回國，成為了一種鬥爭。而朝鮮戰爭爆發後的1950年8月，盧肇鈞還是辭去教職，與另外35名同學一起坐船經香港輾轉回到北京。

　　　　離開美國之前，盧肇鈞的房東諾威爾太太反覆叮囑，「回到中國一定給我們寫信報平安。」但是，這位老太太直到去世也沒能收到盧肇鈞的信件。

　　　　1950年，盧肇鈞回到北京。

　　　　上世紀30年代，伴隨著抗日戰爭的炮火，盧肇鈞輾轉於清華、輔仁與燕京，最終畢業於西南聯大。上世紀40年代早期，盧肇鈞曾以工程師身份在昆明等地工作，負責橋樑、公路的設計。抗日戰爭結束後，回清華大學任教並參與遷校回到北平。

　　　　1946年，隨著抗日結束，留學歐美熱潮升溫，當年有730人走出國門。一年後蔣介石政府與美國簽訂「中美文化協定」再度激勵學生出國深造。盧肇鈞通過了公費出國考試，抱著到更先進的大學深造結構力學的計劃，於1947年到達紐約。在曾經的清華導師劉恢先指點下，轉而進入哈佛大學土力學專業。

　　　　盧肇鈞的出國一方面由於求知的渴望，另一方面似乎因循了父輩自小留洋的血脈。他的父親盧學孟曾被清朝廷送往法國留學，後回國報效。盧學孟曾任駐英通譯官、京漢鐵路行車總管等職，民國後任隴海鐵路局局長、交通部參事，一時權重，盧家後輩中多人被安排到鐵路系統工作。

　　　　日本侵華戰爭時，盧學孟放棄高薪，辭職還家。「那時候就靠賣東西過日子，典當衣服什麼的。」盧學孟的兒媳、盧肇鈞夫人陳善蘊說。

　　　　那時盧肇鈞不過二十出頭，受抗日思想影響，一度想投奔延安，但因家中需要靠他接濟而未果。隨後他考取國民黨政府支援的公費留學名額，遠赴美國。

　　　　最初一段時間，盧肇鈞在美生活費用全部由國民黨政府提供資助，但隨著蔣介石政權的衰落，資助漸漸斷絕。一年多以後，盧肇鈞已靠在大學做助教的工資為生。

　　　　在哈佛與麻省理工學習工作3年後，盧肇鈞歸來。按照他的設想，仍計劃回到清華任教。但新政權建立後，百廢待興，鐵路建設急需人才。盧肇鈞直接加入鐵道科學研究院創辦土力研究室。本應成為中西交流橋樑的盧肇鈞無法預料，自己面對的是一扇逐漸關閉的國門。自此之後30年，自己與美國同窗音信斷絕。

　　　　榮耀成為罪證的年代

　　　　回到中國，盧肇鈞一邊面對著缺乏基本科研條件的苦惱，另一邊對新政權充滿熱忱。但由於中美意識形態的對立，盧肇鈞逐漸感到微妙的不安氣息，本想按照承諾寫信給美國師友報告平安，但都被同事好心勸阻。

　　　　50年代初期，中共新政權對於海外學子開放接納，但隨著政治氣候的變化，對於知識分子的態度亦逐漸發生變化。在反右運動中，大批知識分子被打倒。就在反右運動正值高潮的1958年，盧肇鈞終於加入中國共產黨。但是黨員的身份並未讓他逃過文革的劫難。

文化大革命開始，國門緊鎖、盧肇鈞與美國無法取得任何聯繫。直到20年後，與美國同窗聚會時，對方才對他說，「當時以為你已經不在了。」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地開始，因為盧肇鈞留學美國的背景、大量海外關係以及知識分子的身份，被扣以「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

　　　　「每天早晨，排隊訓話。那大字報啊，多了去了。」盧肇鈞夫人陳善蘊搖了搖頭。由於盧肇鈞平日性格內向，人緣好，所以小環境之內尚有同事加以保護。

　　　　「有個造反派搶了單位所有公章帶在身上，他有權。有一天，他跟盧肇鈞說，你這個反動學術權威，我來管你。就把他帶走了。」陳善蘊回憶。

　　　　那個造反派將盧肇鈞帶到廢棄的實驗室，告訴他，每天早早來，不要出去，晚上人都走了，再離開，就此將其保護起來。而十幾年前，他離開美國時，同窗無意的一句「把你關在小黑屋」一語成讖。

　　　　與此同時，盧肇鈞的家人開始翻出祖輩的照片，一一銷毀。盧肇鈞的父親盧學孟留學法國的那些照片，在文革中無異於罪證。

　　　　文革中，盧肇鈞的大兒子參加紅衛兵組織時，因父親的出國經歷而遭拒。

　　　　焚燒了家中照片，自己又被「雪藏」於實驗室的盧肇鈞熬過了文革。「即使這樣對待他，他也沒抱怨過早知道如此就不回國之類。」夫人陳善蘊擺擺手，低頭不語。

　　　　文革前的1964年，盧肇鈞曾陪同相關領導出訪埃及。自那之後，中國關閉國門，被文化大革命席捲的中國人，無法找到任何與世界溝通的通道。盧肇鈞再次出國，時間已是1980年。

　　　　「出去開眼界是對的」

　　　　1980年代，文革結束後的中國再次對世界發出開放與接觸的信號。彼時，盧肇鈞與恢復活動的中國土木學會代表團開始出訪工作。直到1992年，他再次踏上北美大陸，到達美國及加拿大。那一次，盧肇鈞見到了40年未曾聯繫的舊日同窗。「同學有的都成了大資本家了，經濟條件上沒法比了。」夫人陳善蘊笑笑說。

　　　　盧肇鈞恢復正常工作的80年代，他的子女也已長大成人。那時候，大批青年學生萌發出國熱潮。1978年6月23日，鄧小平在與清華大學負責人座談時說道：「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是自然科學……」從此之後，「出國熱」勢不可擋，直到80年代中後期達到高潮。80年代，中國科研單位以及大學紛紛提供公派留學名額，給予經濟資助。以考試分數為選拔條件，又一批年輕人走出國門。

　　　　盧肇鈞的大兒子於北京工業大學讀書時，學校曾想派其出國，但因為需家庭支付部分費用，而未能成行。直到1989年研究生畢業後，去往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現在硅谷工作。

　　　　盧肇鈞的女婿曾在國內某科研單位主攻拉美經濟，於1986年赴美讀博。盧肇鈞的女兒不久後即以陪讀身份赴美，夫妻二人留在美國工作至今，丈夫成為經濟學者，妻子在波士頓一所醫院擔任醫生。

　　　　只有二兒子盧乃寬現在陪伴在母親陳善蘊身邊。1986年，子承父業學習鐵路相關專業的盧乃寬考取鐵道部公費留學項目，到麻省理工學院進修一年。父子兩代成為校友，時間已隔40年。

　　　　盧乃寬回憶，當時他赴美進修期間，政府一次性給予一年生活費5000美金。

　　　　「生活挺緊張。但是當時國內一個月的工資才100塊人民幣。」盧乃寬說。

　　　　被文革封閉10年的中國，再次與世界發生聯繫後，因經濟水平、政治環境的差異，旅居國外的中國學生分化兩路。一部分決意回國，將所學所見帶入故鄉；另一部分，排除萬難各顯其能留在大洋彼岸。時隔半個世紀，50年前海外留學生的景象和爭論似乎再次重現，只不過這一次，國內早已換了天地。

　　　　盧肇鈞在50年前的麻省理工已可獲得美國海軍方面的科研課題，而五十年後，其子盧乃寬的美國朋友想將其介紹到麻省的林肯實驗室，參加美國空軍某項目的研究工作時，遭到拒絕。理由是，「他是共產黨國家來的人」 。

　　　　在西方國家對中國僑民表示敵意的同時，國內對於公費出國逾期不歸者給予極大輿論壓力。在那個電視機尚被列為奢侈品的時代，這些用政府資金出國而滯留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們成為了靶心。國內派遣單位紛紛給予壓力令其回國，但對於心意已決的人們，似乎收效甚微。

　　　　隨著時代變幻，中國逐漸開始尋求與世界同步的可能。從90年代起，「與世界接軌」逐漸成為各個領域的美好願景。國內經濟實力的增強和中西生活方式的彌合，使得中國公民出國不再成為難事。曾經滯留海外的一些人開始自願選擇回國創業。今年9月北美中國學人國際交流中心的統計，77%的華人學者計劃回國發展。

　　　　盧乃寬的哥哥及妹妹一家如今都在美國工作穩定，子女正在接受大學教育，還未有回國打算。而他本人的女兒，已經大學畢業在北京工作兩年。去年假期，她與同學結伴到香港購物，今年十一長假計劃前往泰國觀光。

　　　　「如果她想出國，我們就提供方便。」盧乃寬笑笑說，「出去開開眼界還是對的。」

此時，盧肇鈞已去世一年有餘，從祖輩到孫輩，跨出國門的四代已逾130年。 ★

　　　　◗「1870年代，權臣曾國藩和李鴻章數次聯名上奏，要求派人出國留學。他們在一份奏折中說：「(中國)於海外情形亦已窺其要領，如輿圖、算法、步天、測海、造船、製器等事，無一不與用兵相表裡。」中國必須「選聰穎幼童，送赴泰西各國書院學習軍政、船政、步算、製造諸學，約計十餘年業成而歸，使西人擅長之技中國皆能諳悉，然後可以漸圖自強。」

　　　　然而15年間，清廷不過派出百餘人。

　　　　百年後的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依然面對人才奇缺的窘境。1978年6月23日，鄧小平在聽取教育部關於清華大學的工作匯報時，對派遣留學生問題指出：「我贊成留學生的數量增大……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中國大規模派遣留學人員的序幕真正拉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