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抗戰與名將

【駐台記者陳敏鳳報道】國軍名將張靈甫於國共內戰時自戕死亡，死前為免信物、勳章等落入共軍手中，全部自行銷毀。其現年八十二歲的遺孀早前致函當時擔任國民黨主席的吳伯雄，希望能補發丈夫原有的勳章，不料國防部回覆竟稱補發需收費。張的遺孀難過不已，認為花錢買沒有意義。事件令藍營立委也看不過眼，促軍方尊重先烈。


張靈甫與王玉齡的婚紗照。

《聯合報》報道，於抗日戰爭中屢建戰功，曾獲蔣介石頒贈「抗日鐵軍」、「飛虎旗」、「第一武功狀」等殊榮的張靈甫，雖然連日軍也稱之為「戰神」，但一九四七年於國共內戰時，仍因戰事處於下風而自殺。

藍營促軍方尊重先烈
六十多年過去了，其遺孀王玉齡想要補發原有勳章，以作紀念，卻沒想到國防部回函列出每個勳章價格，從數千元至萬多元新台幣不等。王玉齡也要求國史館退回張死前致給蔣介石的訣別信，不料國史館亦稱已經遺失。

國民黨立委李慶華昨稱，張靈甫的犧牲精神應該褒揚，國防部居然要家屬花錢買勳章，這是個國際大笑話。疑基於輿論壓力，國防部昨午發聲明稱，已向王玉齡致歉，補發勳章一事亦已着手處理。

張靈甫官至中將師長，當年自殺身亡後，蔣介石親撰祭文，並在南京玄武湖畔為他修建紀念碑，又將山東蒙蔭縣改名為靈甫縣。


王玉齡手捧丈夫張靈甫軍裝像。

【明報專訊】台灣國防部長高華柱昨天表示，將透過兩岸協商管道，持續搜尋兩岸冷戰時期因作戰殉職、埋骨大陸地區的台空軍「黑貓」、「黑蝙蝠」中隊以及陸軍特戰傘兵的遺骸，運返台歸葬。

這是台灣軍方首度對此議題表達立場，「黑貓」、「黑蝙蝠」中隊是當年台灣空軍偵察機赴大陸偵察的單位。國民黨 立委林郁方指出，目前已有28名「黑貓」、「黑蝙蝠」隊員遺骸被運回台灣，還有27人的下落正透過大陸海協會尋找。國防部指出，在大陸喪命的特戰傘兵共有5人。

人道考量 非軍事對話

對外界解讀台灣是有意藉此展開兩岸軍事議題對話，國防部官員指出，這是人道考量，協助家屬尋找罹難官兵埋屍地點，將遺骸運回台灣安葬。官員說，兩岸協商不會一開始就尋求簽署協議，而是透過海基會發文向大陸請求協助。

明報駐台記者彭孝維專電

2010-09-01 21:50:00　来源: 中国新闻网(北京)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宜巴高速公路工地，近日施工中发现有3000余具遗骨。经当地文史专家考证，遗骨应为抗战时国民党75军预备第四师将士遗骸。


施工人员挖出的遗骨

中国新闻网9月1日报道 在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宜巴高速公路工地，近日施工中发现许多遗骨。经当地文史专家考证，遗骨应为抗战时国民党75军预备第四师将士遗骸，该地埋葬的数量至少有3000余具。

该施工坑位于黄花乡南边村村委会背后的一片山坡上，工地负责人刘先生向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挖掘机挖了一个小坑，因为下雨，部分泥土被冲刷后露出了白骨。经询问周边群众后得知，这里曾埋葬过许多抗日牺牲的将士。随即工人将这些遗骨集中起来，小心地存放到另外的地点。


抗日将士遗骸

据当地73岁的村民秦德标介绍，在抗日战争时期南边村村委会一带是一处野战医院，抗战将士在保卫宜昌的战斗中受伤后都被送到这里治疗。由于伤员众多，当时的医疗条件又有限，许多受伤的将士都在这里牺牲。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政协文史委员会专家简兴安告诉记者，《宜昌县文史资料第9辑》中对这段历史有真实的记载，根据抗战老兵的回忆以及后来发现的一块残碑记载，国民党75军预备第四师至少有3000余牺牲的将士埋葬在此处。

1938年，时任国民党75军预备第四师师长傅正模带领部队，与日本侵略军正面作战，转战于河南、湖北，参加了武汉保卫战、忻口保卫战、随枣会战和襄樊、沙宜等战役。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上官纯青)

(明報)2010年9月4日 星期六 14:35
中國《人民日報》指抗日戰爭勝利是因中共領導後，台灣政府今日駁斥此說，指當年是國民黨領導抗日成功。

總統馬英九今天說，抗日戰爭是中華民國政府領導下獲得勝利，當時國民黨執政，這是歷史事實，也是唯一歷史真相；人民日報所稱，與史實不符。

中國官方將昨天定為抗日戰爭勝利65周年紀念日。大陸《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出，中國戰勝日本的最根本原因，是中共代表全中國人民的意志，領導和推動抗戰。對此，總統府發言人羅智強上午轉述馬英九的上述嚴正立場。

羅智強指出，2005年9月3日，中共在紀念對日抗戰勝利60周年時，總書記胡錦濤在紀念大會上發表講話，指出對日抗戰中，「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組織了一系列大仗，特別是全國抗戰初期的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等戰役，給日軍沉重打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廣泛發動群眾，開展遊擊戰爭，八路軍、新四軍、華南遊擊隊、東北抗日聯軍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裝力量奮勇作戰。」

對此，馬英九肯定胡錦濤還原抗戰史實的作法，比較接近真相，而這也顯示中共當局已能正視國軍領導對日抗戰的史實。

馬英九強調，對日抗戰8年，是在中華民國政府的領導下獲得最後勝利，當時由國民黨執政，這是歷史事實，也是唯一的歷史真相，《人民日報》所稱「中共領導全民抗戰」，與史實不符。

羅智強表示，雖然在抗戰的過程中，共軍扮演一定的角色；但大多數戰役，尤其是主要戰役，如上海保衛戰、南京保衛戰、武漢保衛戰、台兒莊大捷，以及最近大陸製拍、以湖南常德保衛戰為背景的電影「喋血孤城」，都是國軍在前線奮勇抵抗。

他指出，抗戰期間，國軍與日軍激戰，計有會戰22次、大型戰役1117次、小型戰鬥3萬8931次、200多位將領捐軀、傷亡官兵高達322萬餘人；「國軍用生命捍衛國家生存、民族血脈，這些歷史都不應遺忘，也不應擅改。」

羅智強強調，忠於歷史，應是兩岸當局的公約數。因為抗戰8年，是中華民族的一頁血淚歷史，任何對這一頁歷史的緬懷，都必須立足在真實無偏的歷史事實上。
（中央社）

2010-09-08 07:17:00　来源: 中国青年报 (北京)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二战老兵，都享受着国家丰厚的养老保障和无限的荣光，惟有在中国，老兵要独自艰难而顽强地走过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赵振英 本报记者 杨姣摄


南京受降仪式纪录片中的赵振英

这间昏暗狭小的房间，摆上一张双人床和一张书桌就难以转身了；书桌上镶在镜框里妻子微笑的遗像，深情地凝视着房间的主人。屋子里除了寂静还是寂静，只有偶尔从窗外传来几声邻近小学操场上孩童的嬉闹声。

房间的主人名叫赵振英，今年已经93岁了。老人满头白发，尽管拐杖在手，走起路来却依旧步履蹒跚。在过去的30多年里，他谨言慎行，就连看到街边戴红袖章的保安，都会感到些许恐惧。

在此前相当长的岁月里，连他的子女都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曾亲历过中国百年历史上最为荣耀的时刻，并在其中担任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礼堂举行。这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抵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胜利，在这个最重要的历史时刻里，时任国民党新六军14师40团第一营少校营长的赵振英，是投降签字仪式会场内外警戒工作的负责人。

这本该是少校个人历史上最为荣耀的一页。但在此之后，因为国民党军官身份，他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判刑、坐牢，妻子被迫与他离婚。出狱后，老人一直蜗居在北京西郊的一处居民楼里，并决定永远将这个“秘密”烂在肚里。

然而无意之中，一幅来自异国他乡的老照片，以及一本写满签名的笔记本，打开了这个老兵尘封已久的记忆。深圳的一家民营纪录片公司闻讯而来，历时近两年，为老兵赵振英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名为《发现少校》。

“历史就像陈年的胶片，免不了尘埃和划痕，甚至断裂。”这家公司的老总邓康延说，“在时隔65年后，能够为本民族的英雄找回荣耀，这也是我们的荣幸。”

一幅图片掀开一段历史

后来发生的所有故事，都与2006年初春的那个晚上，晏欢点开那个陌生的网站有关。

这个50岁的香港人，是建筑设计工程师，现居深圳。他外公潘裕昆，曾任中国远征军驻印军50师师长，先后参加过淞沪会战、粤北战役、缅甸战役，是战功卓著的抗日名将。

不过，小时候，晏欢并不十分清楚这段历史。他只是隐约得知，外公曾是国民党军官，平日里，总是沉默寡言，甚至有点老态龙钟。直至外公去世，他也没觉得外公和其他老人有什么区别。

一次偶然机会，晏欢看到一本介绍中国远征军的书。他吃惊地发现，外公的名字在书中被反复提起。他郑重地问母亲，才得知了外公的戎马一生。

怀着对外公的些许负疚，晏欢开始了一段寻找历史亲历者的旅程。在此后的10多年中，他一点一滴地打捞着与外公有关的历史，并渐渐成为一名中国远征军史的研究者。

2006年初春的一个晚上，晏欢像往常一样，在网上搜索与远征军相关的史料，无意间，他点开了一个陌生的美国网站。

在这个网站上，陈列着许多与远征军有关的史料。一页一页翻下去，晏欢突然间发现了两件此前自己从未见过的物品。

第一件物品是一幅老照片，照片上方有“陆军新编第六军军官俱乐部开幕纪念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六日于南京”的字样，照片的背景是一处假山，数十名中国军官或坐或站，其间还有几名美国军官，有人端着酒杯，有人叼着雪茄，姿势各异，个个脸上洋溢着轻松愉悦的神情。

第二件物品是一个红皮的日记本，上面写有新六军许多军官的亲笔签名，晏欢从中发现了许多自己熟悉的名字。他们都曾是外公潘裕昆曾经的同僚或部下。

晏欢很快联系上了这个网站主人，是一名美国人，叫尼尔·葛顿南(Neal Gardner)。他父亲约翰·葛顿南（John Gardner)，曾是新六军14师的一名美国少校联络官，于1986年去世。为了纪念父亲，2000年，尼尔建了这个网站。他把父亲从战场带回的所有资料和照片，一并放在上面。

征得尼尔同意，晏欢将这两件史料翻译并转发到了黄埔军校网上，并开始寻找老照片上的这些军官。他想知道，这些陌生的面孔都是谁？在这张照片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在此后数月里，陆续有数个照片上军官的后人联系上了晏欢。他们在网上看到了这张老照片，并一眼认出了自己的父亲。

但让晏欢有些失望的是，这些照片上的军官本人都已过世。这幅照片背后的故事，或将永远成为一个谜题。

然而，2008年4月，晏欢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长谈了一个多小时。接罢电话，晏欢突然间意识到，自己心中的这个谜题，终于“找到了最合适解答的人选”。

电话是赵振英的儿子赵精一打来的。

这年的春节，赵振英的一户远房亲戚来家中拜访。这对年轻夫妻对远征军那段历史颇感兴趣，他们在网上搜索老人的名字与部队番号，无意间进入了黄埔军校网，并看到了晏欢发表的帖子。在那个小红本上，赵精一看到了父亲的名字，尽管过了这么多年，父亲的签名依然没变。

于是，赵精一辗转打听到晏欢的电话，并在4月的这个夜晚拨通了它。

在此后一个多小时的交谈里，晏欢吃惊地发现，电话那头的老者，自称是潘裕昆的老下属，对于新六军与14师的事情如数家珍。更让他吃惊的是，老人还告诉他，自己曾是1945年9月9日南京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的警卫工作负责人。

放下电话，晏欢“兴奋得全身发抖”。他决定，马上去北京，拜会这个重要的历史见证人。

2008年5月1日，晏欢走进了位于北京西郊的赵振英家，也从此走进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林天宏)

尼尔网站上的老照片


南京受降仪式老照片（左上角的军官疑似赵振英）

见证最荣光的时刻

1937年7月23日的那个下午，赵振英搭乘“七七事变”后的最后一列客车，离开了故乡北平城。

车上挤满了逃离北平的难民与学生。担心日军开火，车头上还挂了一面白旗。车过卢沟桥时行驶缓慢，赵振英甚至能看到，在远处的日军阵地上，有日军军官举着望远镜向列车观望。

铁路的这一边，是国民党第29军的阵地，中日两军处在对峙中，大战一触即发。满载着平民的客车从中间地带缓缓驶过，这个20岁的高中毕业生，心头突然涌起一阵“屈辱感”。

赵振英原本的理想，是想考入北京大学。但随着“七七事变”卢沟桥上的一声枪响，这个梦想被彻底击碎。从那一刻起，他和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汇聚到抗日救国的历史洪流中来，立志要将侵略者赶出中国。

在此后的8年里，这个年轻军官的战斗足迹遍布多个省份——湖南、四川、广东、云南。由于表现优异，他一路晋升，1944年4月，27岁的赵振英随中国远征军入印缅作战时，就已经是少校营长了。

尽管作战多年，但多半时间他都在军部担任参谋。在出任营长后，自己的部队又始终被作为预备队使用，很少有真正上战场作战的机会，作为一名军人，这成为他戎马生涯中不小的遗憾。

然而历史很快给了他一个万众瞩目的机会。

赵振英所在的国民党新六军，被称为国民党军队“王牌中的王牌”，军长廖耀湘，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1945年8月，抗战已接近尾声，蒋介石点名要求新六军进驻南京。他想用这支全副美式装备的威武之师，向投降的日本人展示中国的军威。

1945年8月28日，赵振英的第一营从湖南芷江飞往南京。从跳出机舱踏上南京土地的那一刻，赵振英与他的士兵们注定将被载入史册——这是在历经了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之后，第一支收复首都的中国军队。

随后，这个军衔为少校的营长又被上峰委派，负责1945年9月9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会场的警戒工作。在许多参战部队眼中，这个任务被视为“中国参战军人的最高荣耀”。

作为一名抗战史研究者，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的全过程，晏欢原本已经十分熟悉，但赵振英的描述，又为他补充了许多原本不为人知的细节。

投降签字仪式的地点，是在南京中央军校的大礼堂。从礼堂门口一直到外面的大街上，每隔50米，就竖着一根旗杆，用蓝白相间的布条包裹，旗杆上挂着同盟国中、美、英、法、苏的五面国旗。

每根旗杆下，都站着一个全副武装、精神抖擞的第一营士兵，他们身着绿色卡其布美式军装，戴着钢盔与白手套，背军用背包，手持美式冲锋枪。为了防止走火，士兵的枪膛里并没有上子弹。

签字仪式时，赵振英的位置在日本代表团投降席的左后方，他的士兵遍布整个会场，这些士兵的人数与站位，是赵振英在前一天就安排好的，并经过了再三演练。

在签字仪式的10多分钟里，会场里唯一能够自由走动的，就只有赵振英一个人。他的任务，是时刻注意部下的军姿，防止出现意外。

更让晏欢震惊的是，在他带去的当时美国记者拍下的受降仪式老照片中，赵振英甚至发现了一个疑似自己的身影。

这张老照片的主体部分，是中国受降席与日本投降席，但照片的左下角落，在一排士兵背后，站着一个面孔模糊的军官，身着马裤，脚蹬长筒马靴，腰间别着手枪，打扮与旁人明显不同。

“这个人有可能是我。”在赵振英的记忆中，作为会场警戒部队的最高长官，为了彰显军威，在受降仪式前些天，他特意到会场附近的裁缝铺里，订做了一套马裤制服。

而那张照片和签名本上的故事，赵振英也记得很清楚。

受降仪式后不久，1945年10月6日，在南京的新六军军官俱乐部开幕。新六军营级以上的军官，都出席了。那个时候，他们是众人仰慕的英雄与胜利者，在最上方那排军官的右侧，赵振英找到了自己微笑的面孔。

随后，新六军中的美军联络官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离开了中国。在走之前，约翰·葛顿南少校拿出了这个红色笔记本，让在场的中国军官在上面签名，作为对这段光荣岁月的纪念。

南京受降仪式，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显赫的一页。这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在抵抗外族侵略战争中取得胜利。这也成为赵振英一生中最为骄傲的经历。尽管时隔60多年，老人依旧记得当时的心情。

“略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是兴奋！”老人的脸上不经意地流露出一丝自豪感，“从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就没有打过胜仗，8年抗战，风餐露宿，终于把日本人打投降了！我能亲眼目睹这一切，荣耀啊！”

只是，当年那个年轻的少校营长不会想到，一度被他引以为傲的这分荣耀，很快变得黯淡无光。它先是被冲淡，然后被践踏，之后逐渐凋落，像落叶一样，被主人扫到内心深处最为隐秘的角落，一藏就是几十年。

少校变身工程师

在没有遇见晏欢之前，家人从来都不知道，赵振英有过这么荣耀的历史。

赵振英的儿子赵精一清楚地记得，2005年9月9日晚上，《新闻联播》播放了南京受降仪式60周年的新闻，电视机前原本沉默不语的老人突然开口说：“那个时候，我在现场。”

“老爷子不会是老糊涂了吧？”赵精一和媳妇打心眼儿里不相信，在他们心目中，沉默寡言的父亲，怎么会有如此光荣的历史？接下来，他们也没有追问父亲。

晏欢曾问过赵振英：“为什么你不告诉家里人呢？这多光荣啊？”

“我一直觉得这是臭史，是丑恶的历史。”老人的回答戳痛了晏欢，“你想想，要是不丑恶，后来为什么坐牢呢？好人能坐牢吗？”

在南京受降仪式后，赵振英只享受了短暂的两个月的平静生活。国共两党的内战一触即发，1946年初，新六军奉调北上，赵振英也随部队一起进入东北战区。

不过，这个少校营长已经厌倦了战争，他只想圆自己的大学梦。1947年，他参加了“留美军官考试”，并获得了沈阳考区的第二名。在赵振英的记忆中，日后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就是当年考上的幸运儿之一”。

但赵振英没有黄仁宇那么幸运——他最终落选，不得不返回部队。历史的大手，也把这支往昔的荣耀之师，推进了失败的深渊。1948年，新六军在辽宁黑山附近被解放军围歼，大部队被冲散，赵振英打扮成农民，趁乱脱离了战场。

随后，他一路南下，一直到杭州才停住了脚步。此时，已是1949年末。旧政权已被推翻，一个全新的政权，刚刚进入人们的视野。

赵振英在杭州租了一间民房，开始准备考试。因为高中打下的底子很好，他报考的5所大学，都寄来了录取通知书，最终，他选择了南京大学，成为工学院机械专业1950级的大学生，并在毕业之后，进入了一家国营工厂，成为一名工程师。

从士兵口中的“赵营长”，变成工人口中的“赵工”，赵振英一度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告别颠沛流离，开始平静的生活。

可他错了。

从“罪人”回归常人

1966年，“文革”开始，人们在赵振英的档案中查到了他的历史，从那时起，赵振英便陷入了一场长达10年的噩梦中。

每天早上，他上班之前，都要去工厂的传达室领上一块“反革命分子赵振英”的牌子，并把它挂在脖子上，下班后再交回去。革命群众随时都会对他发动批斗，他弯腰90度站在人群中，戴着红袖章的革命群众围着他，用木棍肆意殴打。

担心被人抄家，在一个深夜，这个工程师含泪烧掉了他的过往。那些战场上的照片、徽章、以及能够证明自己军官身份的文件，随着一阵火光，化为灰烬。

3年后的一天，两个警察出现在他面前，他们让赵振英在一份逮捕书上签了字，给他戴上手铐，将他带到了一个体育场里。这儿正在举行一场公判大会，在革命群众震耳欲聋的“打倒”声中，赵振英以“国民党反动军官”的罪名，被判了20年有期徒刑。

监狱里的日子是难熬的。一张大通铺，睡着10多个人，经常吃不饱。赵振英的活儿，是在一个烧砖的窑厂里，清理烧剩下的灰尘与碎砖。每天，他都要推着三轮车，在几十个窑洞里来回走，一天下来，全身覆满灰尘，只露出两只眼睛。

然而精神上的折磨，远远超过身体上的折磨。对于自己的罪名，赵振英始终“不服气”，他一边劳改，一边给法院写申诉书，经常处于恍惚之中。有天晚上收工回来洗脚，他没有脱鞋子，就把脚伸进了盆里。

寄出的十几封申诉书，如泥牛如海，一去无回，等来的，却是一纸离婚判决书。

赵振英的妻子宋玉岐，是1946年他在长春驻守时认识的。她出生于一个大户人家，还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女大学生。从哈尔滨医科大学口腔医学系毕业后，她成为吉林铁路医院的一名牙科医生，赵振英去那儿看牙，两人由此结识、相爱，并于一年后结婚。

夫妻俩的感情一直很好。赵振英心里清楚，妻子一定是不得已才作出这样的决定。果然，过了几天，儿子赵精一来探监，偷偷告诉父亲：“我妈让你放心，她不会和别的男人结婚的。”

事后，赵振英获知，妻子为了他受了许多苦。在那个时代，“反革命分子”的家属是抬不起头的，原本娇生惯养的妻子，被下放到河南劳动，白天打扫卫生，晚上挨批斗，批斗完了还不能回家，只能睡在写大字报的台子上，天气冷了，就用大字报盖在身上御寒。

1975年，这场噩梦总算终结。当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对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军官的特赦令，赵振英也在这个行列中。特赦后的第二天，赵振英便让单位开了封介绍信，与妻子复婚。

在这之后的20年中，这对历经磨难的夫妻，终于回归了平静的生活。

在赵振英的孙子赵悦眼中，“爷爷奶奶的感情好到不可思议”。从小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赵悦几乎没见过老两口吵过架。记忆中唯一的一次，是奶奶想让爷爷多吃一块馅饼，爷爷不愿吃，“奶奶气得好几个小时没理他。”

赵振英和妻子在阳台上养了许多花——君子兰、月季、海棠……这个从小就在城市里长大的女人，很喜欢看花，在赵振英身体尚好的那些年里，每到春天，他就骑着三轮车，载着妻子，到附近的玉渊潭公园，手挽着手，在樱花树下一走就是大半天。

不过，在2005年后，赵振英就再也没去过那个公园。

这年的12月18日，宋玉岐去世。临走的前一天，家人还听到，病床上昏迷的老人家，突然迷迷糊糊地说：“老赵，剩菜剩饭要烫烫啊，每天记得要烧两壶开水。”

妻子去世后，赵振英没有将妻子的骨灰埋掉，而是将骨灰盒保存在卧室里，就好像老伴依然陪着他一样。他的愿望，是希望在他自己走后，家人把他和妻子两人的骨灰混在一起，装进罐子里，丢进大海。

直到今天，这位老兵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妻子的遗像前，和她说上几句话。这个习惯，他已经保持了将近5年。

“我知道你在苦苦等着我，我也在每天怀念你，我们就快些到一起去吧。”老人哽咽着，眼角泛出隐约的泪花，“我不愿意留在这个大地上。怎么说呢？这个大地，对我实在是……太苛刻了……”

他旁边的镜框里，是妻子宋玉岐的遗像。这个慈祥的老妇人，一直深情地凝视着丈夫。

老人回归为老兵

如果说，是晏欢帮助赵振英找回了往日的回忆，那么邓康延做的事，则是把这个老人的故事留在胶片上，让更多的人知道。

从朋友晏欢那儿听完整个故事后，深圳市越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邓康延，决定成立一个摄制组，为赵振英拍摄一部纪录片。

几年来，这家民营纪录片公司制作了不少与远征军有关的纪录片，并屡屡在国际国内的纪录片展会上斩获各种奖项。在邓康延眼中，发生在赵振英身上的这些故事，实在是不可多得的纪录片题材。

“无论是大历史还是个人命运，赵老都是过去那个时代的一个样本。”他这么解释自己的拍摄动机，“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二战老兵，都享受着国家丰厚的养老保障和无限的荣光，惟有在中国，老兵要独自艰难而顽强地走过生命中最后的日子。如果他们就这样被湮没，我们对不起历史，对不起自己的良知。”

2009年5月，在晏欢的安排下，美国人尼尔如约来到中国，晏欢带着摄制组，与他一同去了赵振英家。

起初，面对故人之子，赵振英略显拘谨。这个老兵只是用不太熟练的英语说道：“很高兴见到你。”尼尔却一下子将老人搂在怀里，哭泣起来。“你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这个美国人说。

这次来中国，尼尔·葛顿南给赵振英带来了一件特殊的礼物——一对父亲留下的国民党军队的少校领章。冷静下来后，他把领章亲手戴在了这位老兵的领子上。

这是时隔60多年后，赵振英第一次见到代表着往日荣耀的证物。

晏欢（左）与尼尔（右）在交谈

随后，晏欢又与邓康延商量，让摄制组带着尼尔和赵振英，一起去一趟云南和四川。在这趟历时一个多月的行程中，晏欢欣喜地发现，在与那些旧日战场重逢之后，老人身上消失已久的军人英武之气，“好像慢慢地回来了”。

有一幕场景，深深刻在了晏欢的脑海里。

旅程的其中一站，是云南腾冲的国殇墓园。抗战胜利后，云南省政府在腾冲为反攻中阵亡的远征军将士修建了这处国家公墓。从来凤山小团坡的山脚至山顶，依编制密密地排列着9000多块阵亡将士的石头墓碑，碑上刻着每位烈士的姓名与军衔，在山顶上，还有一块大型纪念碑。

通往山顶的台阶很长，赵振英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敬上一个军礼。晏欢劝老人，休息一会儿再往上走，赵振英却一直爬到了山顶。他告诉晏欢：“这些弟兄都是战死的英雄，很多人连名字都没留下，都在山顶的大碑里。我要是停下来休息，不是让他们看笑话么？”

那天与摄制组同去祭拜的，还有一个来自香港的警察代表团。在墓碑前三鞠躬后，年轻的警察们合唱起了《满江红》，赵振英也加入其中。合唱结束后，人们又向纪念碑集体敬礼致敬。

按照军衔来算，在场的人里，赵振英的职务最高，于是，这个昔日的少校营长，再一次拥有了“发号施令”的权力。

“向英勇献身战胜敌人保卫祖国的英雄致敬！敬礼！”老兵一声令下，“叭”地一声，众人整齐划一地举起了右手。

那一刻，晏欢没控制住自己的眼泪。

一个活的见证者见证历史

尽管纪录片拍摄得很顺利，但晏欢心里始终有一个放不下的心愿。

无论是那张老照片，还是那个红色笔记本，都是约翰·葛顿南少校留下的遗物，作为儿子，尼尔当然想把父亲留下的这些遗物带回美国。但在晏欢看来，这些珍贵的文物应该留在中国。他多次向尼尔承诺，一定会为这些来自异乡的“宝贝”，找到一个最好的归宿。

在考虑了几天后，晏欢决定，将它们捐给位于四川成都大邑县的建川博物馆。这是中国民间资金投入最多、建设规模和展览面积最大、收藏内容最丰富的抗战博物馆。创办人樊建川，也被媒体称为“中国最有历史情怀的博物馆馆长”。

在樊建川眼中，由这张老照片和这个小红本引出的故事，“为观察那段历史提供了最为独特而富有意味的视角”。随后，在博物馆的援华美军馆里，他单独开辟了一个展厅，向观众展出这些珍贵的文物，在展厅的正中，树立着他为约翰·葛顿南少校定制的半身雕像。

“请让我表达对你和你父亲的尊敬之情。”在得知约翰·葛顿南的故事之后，一个中国姑娘对尼尔说。

面对眼前发生的这一切，这个此前还半信半疑的美国人，显得无比激动。

“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朋友。”他感动地回答道。

而在这里，赵振英也获得了许久未有的尊重。

在建川博物馆的老兵手印广场上，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将这个老兵的手印放大了120%%，印在了一块高3.7米、宽2.4米的钢化玻璃上。

这个手印并不孤独。与它相伴的，是其余40多块钢化玻璃上的近4000只老兵手印。正是这些手，挡住了来势汹汹的日本军队，拯救了整个中华民族。如今，这些老兵的手印，固化成了钢化玻璃上的印记，也凝固成了一段历史。

在手印广场的不远处，还有一个樊建川设计的“壮士广场”。在这个10000平方米的广场上，陈列着215尊高2米的铁合金雕像。这个钢铁铸成的战阵里，有打响抗战第一枪的马占山，有卢沟桥抗敌的宋哲元，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也有蒋介石、宋美龄、陈绍宽、张灵甫、孙立人……皆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抵抗外侮的杰出代表。

晏欢带着赵振英，来到“壮士广场”。老人很快就从200多尊雕像里发现了自己的老长官——新六军军长廖耀湘。老人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然后把一束鲜花放在了雕像面前。

接下来，晏欢问了赵振英一个长久以来一直藏在心里的问题：“如果知道后来会受这么多苦，你还会选择抗日吗？”

“我不后悔。”老人回答得很干脆，“我尽到了一个中国人的责任，还一直活到了今天，我知足了。”

目送着老人，看着他步履蹒跚地走进了壮士广场，晏欢突然间产生了一种幻觉：这个拄着拐杖，背影佝偻的老人，与威武雄壮的铸铁战阵，仿佛融为了一体。

“是英雄而不自知者，才是真英雄。”晏欢感叹道。

93岁的老兵重逢28岁的少校

四川之行结束后，人们都以为，赵振英的故事到这儿就该结束了。但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通过一个在美国的朋友，晏欢弄来了一卷美国人拍摄的南京受降仪式现场的纪录片。2009年4月的某个下午，摄制组的人聚在一起，想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资料，能够补充到即将拍摄完的片子里。

胶片无声地转动着，重现着南京受降的种种细节。人们看到，在赵老此前描述过的裹着蓝白相间布条的旗杆下，那些全副武装的士兵的面孔，在镜头里依次闪过。

突然间，镜头里出现一个年轻英俊的中国军官的面部特写，足足有四五秒钟，他侧对着镜头，像是在给士兵们训话。之后，他的正脸转向了镜头。

摄制组的人与赵振英已经相处了很长时间，老人年轻时候的相貌，他们看过相片，也都记在心里。在沉默了一会儿后，人们突然异口同声地大喊起来：“天啊！这不是赵老吗？”

“异国影像上保存的这张面孔，正是我们一直苦苦寻找的东西。”事后，邓康延感慨道，“在宏大的历史面前，个体是那么渺小无力，但人性中的勇气与坚韧，将穿越浩淼的时空，永远被后代铭记。”

2010年9月7日，这天晚上，像往常一样，赵振英煮了一碗馄饨当晚饭。吃过饭后，在昏暗的灯光下，老人躺在床上看了一会儿电视，不到9时，他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65年前的1945年9月8日，28岁的少校营长赵振英终夜未眠，他与团长王启瑞在团部开了一夜的会，商量第二天的会场警戒工作。散会后，他不放心，又到礼堂内外巡视了一番。举目望去，在头顶晴朗的天幕中，无数的星星在闪耀。

几个小时后，等到太阳升起，这个少校和他的士兵们，就要精神抖擞地踏入会场，见证他们一生中最值得铭记的荣耀。

(星島)2010年9月9日 星期四 14:42
台灣總統馬英九表示，對日抗戰的史實，絕不容許被扭曲竄改。

「人民日報」日前在社論裡表示，對日抗戰是中國共產黨 領導的結果。馬英九沒有直接對社論作出批評，但9日出席軍人節大會時強調「不容青史盡成灰」，要捍衛中華民國，就要充分了解中華民國的歷史，對日抗戰的史實，絕不容許被扭曲竄改。

馬英九強調，八年抗戰是中華民族最艱困，也最光榮的歲月，經歷22場會戰，1117次大型戰役，小型戰鬥三萬八千多次，官兵陣亡322萬人，包括兩百多位將領，民眾死亡更超過兩千萬人，可說是空前慘烈的民族聖戰，這段歷史絕不容許遺忘，更不容許竄改『這段歷史不是只有學者專家的責任，我們每一個國民都應該記住它，因為要亡掉一個國家，就要先亡掉他的歷史，亡掉他人民對歷史的記憶，所以認識歷史、維護歷史、保存歷史，應該是每個國民愛國的表現，我們要捍衛中華民國，就樣充分了解中華民國的歷史，像抗戰的史實，絕對不容許被扭曲、竄改！』

他又指出，雖然目前兩岸關係和緩，但國軍絕不能放棄被戰。

“桂系”是個貶稱，主要是指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以及後來的黃旭初，但他們並不用這詞自稱，也不把他們組成的團體視為“系”。不過這仍然是一個將他們和其他軍閥區分開來的方便稱呼。從1925到1949年他們始終控制著中國西南部的一個省--廣西，簡稱是“桂”。

　　我們可以把桂系作為一個實體存在的25年分為3個階段。1925-1929年，舉兵參加北伐，一度建立跨越4個省的“桂系帝國”；1930-1936年，退守廣西，致力建設計劃；1936-1949年，不再作為一個獨立的地區派系活動，而是效力於南京中央政府，投身於全國性事務：抗日戰爭和國內戰爭。

　　1926年初，國民黨的力量擴展到了整個廣東，並開始考慮統一中國的宏大計劃。經過談判，桂系同意將自己的軍隊編入國民黨的軍隊，成為歸附國民黨的第一支地方力量，同時也是第一支被派遣北伐的部隊。國民黨沒有對其進行實際控制。事實上一路“投誠”的地方軍隊後來成了“革命軍”主體，在北伐結束時仍控制著大半個中國。國民黨將他們納入旗下，卻沒有能力改造他們。

　　在北伐過程中，國民黨分裂為武漢(汪精衛)和南京(蔣介石)兩個集團。桂系政治上的巔峰就出現在這時候。因為不願捲入南京和武漢間的對立，不願惟一的資本--軍隊毀於一旦，桂系致力於促使雙方妥協。他們推出了極大膽的計劃：逼蔣介石辭職。1927年8月13日，蔣介石果真在一次應急會議上辭職，軍事委員會控制了南京的軍政大權，而該委員會為李宗仁、白崇禧和何應欽所掌握。許多國民黨人將桂系視作暴發戶。

　　桂系軍事上的巔峰在不久之後到來。1928年，他們控制了廣東、廣西、湖南、湖北四省。他們事先肯定料想不到，從一個中國最落後的省份出發，幾年內他們竟能建立一個國中之國，地盤“從南面的鎮南關到北面的山海關”。對此，白崇禧相當自豪，因為他們的軍隊比只到了天津的太平軍走得更遠。這一國中之國得到承認的代價是重新確認蔣介石的最高權威，繼續北伐。當年7月，北伐宣告完成。

　　南京政府一直在忍耐著桂系的自負，直到能徹底擊潰它。1929年，桂系被打垮，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都躲到了香港。黃紹竑逃亡時想到了廣西舊軍閥陸榮廷，8年前陸被他們打敗時也沿著同一條路逃跑。

　　但不久他們就捲土重來，重新控制廣西。第二年他們與閻錫山、馮玉祥聯合對付南京政府，再次被打敗。

　　此後黃紹竑轉到南京政府一邊，他在桂系的位置，由黃旭初取代。這時桂系領袖開始意識到他們的實力只足以控制廣西，不再試圖擴張，而是轉向建設。

　　他們認為“共產主義不值得考慮，資本主義不可行，只有三民主義才符合實際”，自命為孫中山的好學生。李宗仁和白崇禧還派了親信去意大利和德國學習法西斯主義是如何通過獨裁統治實現民族復興的。但他們的建設計劃除在維護地方秩序和使農民免遭匪患方面取得一點成功，幾乎全部停留在了紙面上。以經濟為例，每年省裡收入的50%仍來自鴉片(在正式場合被稱為“特貨”或“山貨”)稅。一旦這項收入減少，全省就出現經濟危機。

　　桂系領袖把建設廣西說成是為中國的復興做準備--因為一個國家的強大需要以眾多省份的強大為基礎，但他們除了決心把廣西帶入現代化之外並不清楚要做些什麼。他們並沒有對歷史方向的明確意識。他們想成為國家的一部分，但又不受國民政府管轄。他們把精力消耗在了完善計劃而不是實現這些計劃上。而且他們根本沒有時間實現它們，因為1936年廣西喪失了自治地位。

　　此時日本的威脅已經日益彰顯，中國如果不統一就難以抗衡。桂系和南京的和解被看作愛國的行為。李宗仁出任第五戰區司令官，白崇禧擔任國軍的軍訓部長、副參謀長。但他們不能獲得蔣介石的信任。李宗仁在台兒莊戰役後被派往北平，擔任徒有虛名的行轅主任之職。白崇禧出任國防部長，卻並沒有實權。但就個人而言，桂系領袖在抗戰中提升了聲譽。

　　共產黨奪取整個大陸的前一年，桂系最後一次組建反蔣聯盟，人稱“白狐狸聯盟”(白崇禧、何應欽、李宗仁3人姓的諧音)。李宗仁先是獲選副總統，在蔣介石辭職後又成為了代總統。但共產黨已經不會再給他有所作為的機會了。

　　這是本刊“民國軍閥系列”的第二篇。我們試圖通過桂系這樣一個代表性的群體，考察國民黨內何以派系林立，地方實力派怎麼看待民族國家統一的大趨勢，他們有何抱負，成敗得失又如何。

本刊記者 衛毅 發自桂林、南寧、容縣

　　李宗仁故居的池塘在雨後的4月下午十分平靜。沒有魚或鴨，水邊的幾株枇杷樹長出新葉。在這座已經無人居住的空曠宅院裡，稍有聲響便清晰可聞。

　　「現在是淡季，來的人少。」在清明節前兩天，22歲的李金華坐在售票桌後,百無聊賴。他是李宗仁的堂侄孫，在桂林市完成學業後回到了他出生和長大的臨桂縣兩江鎮 頭村，在李宗仁故居工作。

　　李金華的父親李常青到山上清理墓地雜草去了，過兩天家族的人來掃墓時，可以輕鬆一些。李宗仁的墓地不在故鄉，他的骨灰存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第一室。「昨天有個廣東人來，讓我帶他到家族的墓地去看了看，他說風水不錯，但還差那麼一點點。」李金華說。

　　頭村至今算不上富足，風景也並無卓然之處。公路從村裡穿過，若非有李宗仁故居，不會有多少人在此停留。如同中國許多鄉村一樣，李宗仁故居的牆上還能看到往日的紅色標語，其中比較清晰的是一條毛主席語錄：「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拚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

　　沒有做成農夫的少年

　　古往今來許多事沒法下斷語。臨桂地處嶺南僻壤，到了清代突然就成了「晴耕雨讀」的標本。政治經濟文化均落後的廣西在清代出了4位狀元，排在了江蘇、浙江、安徽、山東之後，位列全國第5。而這4位狀元全部來自臨桂，包括中國科舉史上最後一位「連中三元」的陳繼昌。陳繼昌的曾祖父陳宏謀是清代理學名臣，官至東閣大學士，加封太子太傅。清末四大詞人中，況蕙風和王半塘也是臨桂人。

　　臨桂文風極勝，武風較弱。李宗仁自己說：「太平天國時代，洪楊圍攻桂林不下，屯兵我鄉，居民為其裹脅者雖多，然終乘機逃亡，卒無一人隨洪楊遠征以至建功發跡的。在我本人以前，我鄉未嘗出過一個知名的武將。」

　　李金華經常從村裡老人口中聽說關於李宗仁的往事。一個故事是：李宗仁的母親問年幼的李宗仁長大後要做什麼。李宗仁回答：「養鴨子。」因為鴨可生蛋，蛋可生鴨，生活就可以有保障。李宗仁的母親對兒子的回答非常滿意。李宗仁曾說：「我弟兄幼時，母親只勉勵我們勤耕苦讀，做個誠實忠厚、自食其力的人，決無心要我們為將為相。後來她老人家年老了，亦決不因為有兒子為將為相而稍易她簡樸忠厚的家風。」

　　從山上回來的李常青對此很有感觸。他翻出了李氏族譜，讓本刊記者看李家人都從事怎樣的職業。族譜顯示，除了李宗仁的堂弟李宗信、表弟黃敬修之外，再無其他親戚在軍隊裡供職。李宗信、黃敬修畢業於陸軍大學。「如果沒有進過軍校接受教育，李宗仁是不會讓家族裡的人進入軍隊的。」李常青說。

　　李常青在族譜裡找到對自己的父親李宗武（李宗仁最小的堂弟）的介紹：終生務農。

　　李宗仁提到過一次回鄉省親的經歷。「我的三個胞妹向我說，哥哥，你做了這樣大的官，而我們仍舊耕田種地，你不怕鄰里恥笑你嗎？」

　　2010年春天的 頭村田野裡，秧苗青蔥，農人們在勞作。100多年前李宗仁也是其中的一員，胼手砥足以求溫飽的誠樸農夫更像是他未來的命運。

　　1907年的一天，從山上砍完柴回家的路上，16歲的李宗仁意識到自己的命運也許能改變：「路上遇見一位趕圩回來的鄰村人，他告訴我說，陸小第二期招生已經發榜了，正取共一百三十名，備取十名，我是第一名備取，準可入學無疑。這也可算是『金榜題名』吧，我立刻敏感到當時壓在肩膀上的扁擔，今後可以甩掉了，實有說不出的高興。」

　　這種人生的轉折同樣發生在幾十里地以外的臨桂縣會仙鎮山尾村的白崇禧身上。他14歲考入廣西陸軍小學。「全省報名千餘人，只取120名，我名列第六。」

　　還有容縣山咀村（今黎村鎮珊萃村）的黃紹竑。「宣統二年春，陸軍小學第四期招生，我去應考，僥倖錄取了。以前我痛哭絕食，要求父母到桂林的惟一目的，終於達到了。當時我是如何的快活呵！」

　　三十而立，統一廣西

　　如今的桂林城，能找到的歷史遺跡不多，廣西陸軍小學校址已杳無可尋。16歲的李宗仁到桂林城裡報到時遲到10分鐘，失去了入學資格，沮喪的他翌年投考才終於進入這所模仿日式教學的新式軍校。

　　這已是1908年的中國，清政府頒布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憲法性文件《欽定憲法大綱》。雖然第一條便是：「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但大綱裡也出現了這樣的文字：「臣民於法律範圍以內，所有言論、著作、出版及集會、結社等事，均准其自由。」

　　清政府聲明9年之後將頒布憲法，並將第一次選舉國會。然而這一年的11月，支援立憲的光緒帝突然病死，滿清王朝迎來了最後一個皇帝溥儀。宣統元年，廣西舉行了最後一次拔貢考試。這曾是李、白、黃3人的父親最為期盼的事情，他們都是失意的讀書人。

　　李、白、黃進入廣西陸軍小學，意味著一段歷史開始生長。中國大多軍閥靠血緣關係為紐帶，後來的新桂系不大相同，他們的聚合更多是通過鄉籍和同學關係。桂系的軍官多來自四所軍校，有「四校同學會」之說：陸軍小學、預備中學、保定軍校、陸軍大學。而他們又多來自廣西兩個地區：桂林及其附近地區和容縣及其附近地區。

　　在廣西陸小，李宗仁第一次見到來校視察的總辦蔡鍔時，感受到了作為崇拜者的滿足。「只希望將來畢業後，能當一名中上尉階級的隊副和隊長，平生之願已足。至於像蔡鍔那樣飛將軍式的人物和地位，我是做夢也沒有想過的。後來我讀古今名人傳記，時常看到『自幼異於群兒』、『少有大志』、『以天下為己任』一類的話，總覺得這些或是作者杜撰的話。我幼年時，智力才能，不過中人。知足常樂，隨遇而安，向無棲棲遑遑急功好利之心，只是平時對人處事，誠懇篤實，有所為亦有所不為而已。」

　　此時的中國，革命暗潮湧動，本是清廷陸軍基幹訓練機關的廣西陸小，反倒成了廣西同盟會活動的中心。「軍事指針社」吸收了許多陸小學生加入同盟會。李宗仁是他們發展的對象，他記得入會的時候要歃血為盟。「我只把針向手指上一戳，血便出來了，並不覺得痛。而膽小的同學，不敢遽戳，把針在指頭上挑來挑去，挑得痛極了，仍然沒有血出來，頗令人發笑。」

　　李、白、黃在陸小時並不熟悉。白崇禧更因為患瘧疾，入陸小不到一年就退學了，之後轉讀師範。1911年，辛亥革命的槍火中斷了這些年輕人的學業，他們提前走上了革命之路。這一年，李宗仁20歲，白崇禧18歲，黃紹竑15歲。

　　10年之後，老桂系頭目陸榮廷被逐出廣東，土匪出身的沈鴻英成為廣西的霸主。彼時李宗仁和黃紹竑各自擁有數量極少的軍隊，輾轉各地，勉強維生。1922年，身處六萬大山的李宗仁找到陸小的同學黃紹竑，決定聯合壯大。

　　李、黃二人判斷，這支新軍肯定為沈鴻英所不容。於是，黃紹竑找到沈鴻英表示願意做他的下屬。沈鴻英委任黃紹竑為旅長，並提供武器和資金。1923年，沈攻打廣東失敗，李、黃二人趁機解除了這支敗軍的武裝，增強了自己的羽翼。接著，他們又說服沈與其一起掃除陸榮廷的殘餘勢力。當陸被驅逐出廣西之後，李、黃再回過頭來將沈的部隊消滅殆盡。期間，另一位陸小同學白崇禧加入其中。李宗仁記得第一次和白崇禧詳談時的情形：「他身穿整潔的西服，談吐彬彬有禮，頭腦清楚，見解卓著。」

　　1925年夏天，這些廣西的青年領袖們擊退雲南軍閥的進攻後，統一了廣西。難以想像，僅僅3年前他們還只是中下級軍官，轉瞬成了新的主宰者。而此時李宗仁不過34歲，白崇禧32歲，黃紹竑30歲。

　　李宗仁為這出人意料的局面感到興奮。「統一後的廣西，軍事、政治都顯出一股空前未有的朝氣，為全國各地所無。我們三人始終合作如一，彼此為建國、建省而奮鬥，毫無芥蒂存乎其間。……我們似確有人所不及之處。而廣西也因此薄負時譽。那時聯省自治，保境安民之風正熾，於是，川、湘、黔等鄰省，都紛紛派員來桂觀摩。」

　　桂系巨頭關係密切，但從未結拜為兄弟。多年後，當蔣介石提出跟李宗仁換帖子結為拜把子兄弟時，李宗仁其實不樂意。「蔣先生搞這一套封建時代的玩意兒，其真正目的只不過是拉攏私人關係，希望我向他個人效忠而已，其動機極不光明。我想當時南北雙方的要人，相互拜把或結為親家的不知有多少，但是往往今朝結為兄弟，明日又互相砍殺，事例之多不勝枚舉。反觀我們廣西的李、黃、白三人，並未金蘭結盟，而我們意氣相投，大公無私的合作，國內一時無兩。」

　　「當初，我們也是革命青年啊」

　　桂林王城內獨秀峰東麓月牙池畔，立有一座中山紀念塔，這座塔初建於1925年9月, 桂系人士為了紀念廣州革命政府成立和廣西統一，特地在孫中山1921年誓師北伐駐足之處興建此塔。

　　曾任桂林文物工作隊隊長的趙平，1980年代曾經為修繕中山紀念塔的事情到北京找過曾任白崇禧秘書的劉斐。劉斐當時身體不好，躺在病房裡。「我當時跟他聊到桂系，他說了一句話讓我印象很深。他說：當初，我們也是革命青年啊。」

　　北伐是國民黨多年來主要的軍事計劃。在孫中山去世後的1926年，國民黨自己的軍隊得到壯大，廣東成為了根據地，盟友也在不斷發展。李、黃、白是積極的響應者。

　　這是桂系和其他軍閥的不同之處，他們非常願意加入到全國統一的進程。

　　為了促成北伐，李宗仁在廣州第一次見到蔣介石。他對蔣的印象是：嚴肅、勁氣內斂、狠。「古人有句話，叫做『共患難易，共安樂難』，像蔣先生這樣的人，恐怕共患難也不易。」

　　北伐最先由桂系的第七軍打響。在北伐過程中，蔣介石一直想藉機削弱桂系力量。一些主要的戰役都讓桂軍去打，而他的嫡系則是受保護的對象。儘管如此，他的嫡系部隊常吃敗仗，而桂系的第七軍屢立戰功，獲得「鋼軍」之稱。桂系和蔣介石的矛盾就此埋下。此後的20多年中，這是國民黨內最為主要的矛盾。

　　1927年4月4日的《時代》週刊上，蔣介石第一次成為封面人物。他的頭像由粗糲的線條勾畫，表情冷酷。文章寫道：「儘管他衣著簡便，不事張揚，但蔣仍表現出一個征服者統領一切的事實，而不是和布爾什維克過於親密的同志。」

僅僅過了8天，4月12日，蔣介石與中國布爾什維克的同志關係畫上了冷酷的句號，眾多共產黨人遭到逮捕和處決，「清黨」開始。桂系是其重要的支援者。

　　身在上海的李宗仁沒想到的是，「清黨」竟讓老家的親戚成為受害者。「在桂林黨部中，我的一位年輕表弟李珍鳳也被殺……他對我從不諱言其為共產黨。有一次，他竟大膽頑皮地對我說：表哥，中國二十年後便是我們共產黨的天下！我回答說：不要胡說！這樣活生生的一個青年，也在清黨運動中被殺了。」

　　「清黨」後，蔣介石定都南京，與汪精衛的武漢政府形成對峙。給蔣介石幫了大忙的桂系卻沒有獲得多少實質地位。當時的記者觀察到了這樣的矛盾。1927年的《國聞週報》、《北華捷報》、《晨報》表達了相似的觀點：桂系所在的第七軍苦戰一年所獲得的只是「鋼軍」的稱號和兩萬人的傷亡。

　　寧漢之間的矛盾讓北伐處於困境，白崇禧提出讓蔣介石隱退。蔣十分不悅，但仍被迫下野。後來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提到：「如果寧漢分裂，北伐就受阻了。我的父親可能關心的是這一點，可能蔣的感受就不一樣了。」

　　蔣介石辭職後，南京的軍政大權落到了李宗仁、白崇禧和何應欽手上。作為外來者的桂繫在南京的地位非常不穩固，而後方又開始著火。1927年11月，張發奎在廣州發動政變。身處廣州的黃紹竑在家遭到襲擊，化裝成農民才得以逃脫。

　　廣州動盪之際，共產黨人在1927年12月11日發動了起義。李宗仁在回憶錄裡寫到過此時的廣州：「全市火光燭天，屍體狼藉。市民均被迫以紅巾繫頸，表示擁護紅軍，否則格殺勿論。張發奎匆忙潛往肇慶，急令黃琪翔回師平亂，黃氏乃率部返穗。張、黃二人以共黨在後方搗亂，破壞其統一兩廣的大計，憤恨之餘，遂也恣意殺戮。下令凡見頸繫紅巾的，即格殺勿論。人民分不出孰為紅軍，孰為第四軍，只知有紅巾亦死，無紅巾亦死。一時廣州全市鬼哭狼嚎，無辜人民被殺的不計其數。大火數日不絕，精華悉被焚燬，實為民國成立以來鮮有的浩劫。」

　　廣西是桂系的基石，沒有廣西，桂軍就會成為沒有主場而四處遊蕩的「客」軍。馮玉祥是個反面例證，他擁有龐大的軍隊，卻沒有固定的根據地，一生坎坷而終無著落。所以桂系必須回軍救援。

　　從鎮南關到山海關

　　桂林市文明路李宗仁官邸的展廳裡，幾個掛著相機的女生面對桂系軍人年輕的戎裝照時，發出不同程度的讚歎聲，她們用「是否夠帥」的標準決定自己的嗓音。

　　一面展牆上有3張照片，配有1935年2月20日《大公報》文章摘錄。報人胡政之寫道：「廣西是李、白、黃三人合作。李以寬仁勝，涵量最大，白以精幹勝，辦事能力最強，黃則綿密而果毅，處分政務事務極有條理。要拿軍事地位來比，李當然是總司令，白可稱前敵總指揮，黃則坐鎮後方，保持著能進能退的堅實地位，這是廣西最大的特色。」

　　此處，「黃」是指黃旭初，而前一個版本的「李、白、黃」中的「黃」是黃紹竑。

　　當我們提到各地軍閥時，往往會想到與之對應的一個頭目，提到桂系時，想到的會是兩三個頭目，李、白或者李、白、黃。三角形是最穩固的結構，桂系領導層的結構也有這樣的效果。

　　桂林李宗仁文物管理處副主任韋芳談到三人結構時說：「3個人的結構是最合理的，可以互相牽制，如果是4個人的話，就容易在內部拉幫結派。」

　　當桂系所組的第七軍出征北伐時，李宗仁、白崇禧北上，黃紹竑留下來管理後方。「我們軍隊部署完畢以後，接著就要商量由何人率領的問題，北伐是一個新工作目標，有遠大的前途，各級幹部，都是爭先恐後地要求參加，不願意留在後方。白健生因為蔣先生要他去擔任副參謀總長的任務，必要離開我們的部隊。我因為要主持廣西全省行政事務，事實上也很難離開廣西。所以領導廣西軍隊出師北伐這個任務，只有請李德鄰擔任了。」黃紹竑在《五十回憶》裡寫道。軍人出身的黃對行政並不擅長。「在這一個階段內，每天過著緊張的軍事生活，不斷地從事戰鬥工作。除此以外，實在沒時間去過問政治與研究行政上的種種問題。」

　　廣西統一之前，桂系將領將他們控制的地區交給地方當局管理，如有需要，就從地方士紳中挑選縣知事的人選。黃紹竑稱這是一種「真正實行地方自治的制度」。1925年，他們佔領南寧後，須設立省級行政機構。「我們仍專心致力於以後軍事方面的發展，不願意過問政治。所以把地位崇高的省長，棄而不做，而由省議會選舉當時的議長張一氣來擔任。」由於滇軍的進攻，張一氣很快從省長任上離開。1925年9月，黃紹竑擔任了第一任民政長。在協調廣西的財政時他遇到了無法完成的任務。他在省內必須維持1.5-2萬人的軍隊，還要向在外地作戰的第七軍提供盡量多的軍費。軍費開支對廣西是極沉重的負擔，佔全省財政收入的60%。

　　桂繫在南京難以站住腳的一大原因也是資金問題。來自上海的資金支撐著蔣介石在南京的地位。1927年，蔣在上海得到了4000萬元，而白崇禧只從上海商會得到了30萬的捐款。中山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曹天忠認為：「桂系最後失敗的原因是廣西的經濟實力不足。」

　　下野的蔣介石1928年從日本回國復出。1928年4月，北伐重又開始。7月初，北伐巨頭們拿下了北京，蔣介石、李宗仁、馮玉祥和閻錫山在北京西山的碧雲寺，向孫中山的靈柩宣告北伐完成。蔣介石撫棺慟哭，馮玉祥、閻錫山也頻頻擦淚。惟一沒哭的是李宗仁，他認為他們的舉動都出於矯情，「我本人卻無此表演本領。」

　　能和蔣、馮、閻站在一處--桂系的表現讓國人吃驚。身處中國最為貧窮落後省份之一的廣西，桂系僅用3年時間便一路高歌，地盤從鎮南關延伸至山海關。

　　孫中山棺前的4位將領中，有3人極力要維護他們的地方自治，當蔣介石不能讓他們服從時，只有付諸武力。

　　1929年，蔣桂戰爭爆發，桂系被打垮，丟失了廣西之外的所有地盤和大部分軍隊，惟一保留下來的是黃紹竑留在廣西的部隊。此時，李、白、黃3人之間的關係開始有些微妙。

　　1930年夏，桂繫在攻打湖南時，黃紹竑表現不力，桂系軍隊失敗而歸。這最終導致了桂系高層的決裂。當時有一種說法是，李、白回到桂林後在疊彩山設宴，請來黃紹竑。白崇禧打算在宴會上處決黃紹竑，李宗仁沒有同意。最終的結果是，黃紹竑辭去了廣西省主席的職務，離開了經營多年的廣西。

　　儘管黃紹竑把這視作「善美的結果」，心中卻仍有悲劇感。「我雖然中途下場，而劇情的後半，還是由其他角色繼續表演下去，仍是一個極可悲傷的回憶。然而我讀了《三國演義》的頭一句話『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和黑格爾辯證法正反合三個原則，覺得這種歷史的演變，總是避免不了的慘劫。」

　　黃紹竑轉到蔣介石一方，後擔任過國民政府內政部長、浙江省主席、湖南省主席、監察院副院長。黃紹竑與桂系關係的破裂並不是絕對的，他們仍保持著私人聯繫。多年後李宗仁競選副總統，黃紹竑為其助選，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建設廣西，「送」走紅軍

　　本刊記者在容縣縣城裡尋找黃旭初的別墅時頗費了一番周折。坐上三輪車在城裡轉了好幾處，最後在縣委大院裡找到了--現在是縣政協的辦公室。尋找黃紹竑的別墅則容易得多，三輪車師傅一聽，直接把記者拉到了目的地。

　　黃紹竑和黃旭初都是容縣人。黃紹竑辭去廣西省政府主席後，同樣來自容縣的黃旭初頂替了他的位置。白崇禧對黃旭初評價極高：「他沉毅謹慎，記憶力極佳，對於國學很有基礎，雖文質彬彬恬淡自守，與人無爭，但指揮作戰時很勇敢，可說是允文允武而極有節操的全才，對於統一廣西建設廣西貢獻均巨。」黃旭初的表現更像是一個聽話而能幹的管家。李、白、黃的結構有些戲劇性地得以保持。

　　同樣是在1930年，北方聯盟在北平成立了一個新的國民政府，閻錫山任主席，頒布了約法。不甘讓北方聯盟搶去人心的蔣介石在1931年頒布同樣的文件，但遭到立法院長胡漢民強烈反對。結果他被蔣介石扣押。此事導致包括桂繫在內的反蔣派在廣州也成立了國民政府。局勢緊張了起來，兵戎相見似已不可避免。

　　出人意料的是，日軍在1931年9月18日侵犯滿洲。面對這樣的局勢，李宗仁據守廣西，著力建設：「『9·18』及『1·28』事變相繼發生之後，國難日深，我們以為抗日報國之道，實應等高自卑，從頭做起。因此自民國二十年秋起，我和白崇禧、黃旭初等乃決心從根本上整理廣西省政。歷年內戰之後，原在外省做事的桂籍軍政幹才，如葉琪、李品仙、廖磊等多也倦游歸來，有志參與省政，共圖復興。」

　　他們在1934年公佈了《廣西建設綱領》，提出「三自」政策：自衛、自治、自給。之後又提出「三寓」政策：寓兵於團、寓將於學、寓募於征。

　　廣西從捷克購入機器建兵工廠，從英、美、日購入飛機建立空軍，並將學生派往日本空軍學校深造。1934年5月的《巴黎海外布道會會刊》描述道：「看來他們（士兵）跟以前已完全不一樣。按照最現代的操典在進行機動訓練，坦克和速射炮與飛機配合使用。情況更好的是，軍官都有禮貌，舉止文雅，可能這是對他們的強制要求，但禮貌終究佔了上風。」

　　為了財政上的節流，正規軍隊的人數受到精簡，但是民團紛紛建立，大量的普通民眾接受了軍事訓練。民團還被用來推廣國民基礎教育。1933年在廣西開始的國民基礎教育運動，要求年齡在6到12歲的兒童接受義務教育，還要求不識字的成年人利用業餘時間上課。

　　86歲的廣西師範大學教授鐘文典是廣西蒙山人，他記得很清楚，在蒙山，他們家開過店舖，店員們都是民團成員，訓練了回來還比試。「老百姓當時是認可的，一般受訓的農民以此為榮。」鐘文典在蒙山讀小學時，學校還讓他們做小先生，給不識字的人上課。

　　在1930年代的廣西，隨處可見這樣的口號：建設廣西，復興中國。

　　這個時期，廣西成為了全國的「模範省」，國內外許多人前來參觀，大量有關廣西的文章登在報刊上。

　　1934年，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的劉斐回國，本打算在上海多待幾日，卻被急電召回廣西。他曾回憶當時情形：「白崇禧見到我時非常高興，他說：你來得正好，現在廣西處在共軍泰山壓頂的形勢之下，老蔣再三來電，要廣西和湖南竭力堵截，務須把共軍徹底殲滅於湖南、桂北地區，免遺後患。廣西兵力單薄，形勢險惡，任務非常艱巨，你是陸軍大學畢業的，要來顯兩手才行呀！」

相比將要到來的紅軍，桂系更擔心的是蔣介石的勢力借口進入廣西。白崇禧曾對部下說過：蔣恨我們比恨朱毛更甚，有匪有我，無匪無我，我為什麼頂著濕鍋蓋為他造機會。不如留著朱毛，我們還可有發展的機會。

　　劉斐回憶：「我們首先確定了對紅軍作戰的主要著眼點，或者說總方針就是『送客』。在形式上做出堵擊模樣，實際上是保全桂軍實力，既要阻止紅軍深入廣西腹地，又要避免蔣介石的中央軍乘機跟蹤入境的雙重危險。」

　　白崇禧對紅軍的策略是「打尾不打頭」，堵死紅軍進入廣西腹地的必經之路，開放桂東北通道，促使紅軍盡快過境。紅軍到達湘江時，並不知道桂系軍隊已經讓出走廊，失去了快速通過的時機。湘軍得知湘江無兵防守，急調部隊佔全州，堵住湘江防線缺口。紅軍過湘江之役極其慘烈，8萬多人只剩下3萬，突圍之後轉入貴州。

　　劉斐回憶，「中央紅軍長征過廣西，為時約兩星期左右。除在灌陽的新圩和馬堤街附近有較大戰鬥外，其餘多系地方團隊小部隊的行動。白崇禧為了抵賴蔣介石責備廣西堵擊不力起見，大肆誇張戰鬥激烈程度，並謊報俘虜紅軍戰士七千餘人，陣亡數以萬計，還拍了一部電影從事擴大宣傳，吹噓廣西部隊的戰鬥力，用以壓低中央軍的威風。」

　　這部電影叫《七千俘虜》。「我沒看過《七千俘虜》這部電影，但我看到過紅軍俘虜被押送經過我們家鄉，他們沒穿軍服，穿的衣服都很破爛，連續幾天，過去了好幾撥。」鐘文典說。

　　廣西的士兵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

　　1986年4月，廣西電影製片廠拍攝的《血戰台兒莊》在香港放映。台灣中央社香港負責人謝忠侯看完影片後，給蔣經國打電話：我剛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部抗戰影片，講的是國軍抗戰打勝仗的，跟以前的影片不一樣。

　　蔣經國聽說後，讓謝忠侯把電影找來看看。通過新華社香港分社，謝忠侯得到了《血戰台兒莊》的錄影帶，帶回台北。看完後蔣經國說：從這部影片來看，大陸已經承認我們抗戰了，大陸的政策有調整，我們也要做些調整。不久，他開放了國民黨老兵回大陸探親的政策。

　　白先勇曾在1995年7月的《中央日報》上發表文章，寫道：「抗日戰爭八年，是全中國軍民，犧牲慘重，抵禦外侮，保衛國家的一場民族聖戰，這一段20世紀的中國痛史，所有的中國人都應銘記於心，汲取教訓。而台兒莊之役，又是八年抗戰中最具關鍵性的一場罕有勝利，中國兩岸的政府，不論其政治立場，理應大書特書，載入史冊。……中共對待民國史已逐漸走向實事求是，廣西電影廠攝制《血戰台兒莊》巨型戰爭影片，相當合符史實，對李宗仁、父親以及其他國軍將領抗日的貢獻，都持肯定態度。此片在大陸上映，造成巨大震撼，那是自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人民頭一次在銀幕上看到了國軍抗日的真相，以及國軍將士英勇犧牲的形象。」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和蔣介石決裂多年的白崇禧到南京就任副參謀總長。日本報紙寫道：戰神蒞臨南京。

　　為了抗日，桂系和蔣介石重歸於好。李宗仁就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他和白崇禧指揮的台兒莊戰役讓桂繫在全國名聲大振。在整個抗戰過程中，許多重要的戰役都有桂系參與。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稱：廣西的士兵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

　　1942年，在桂林讀書的鐘文典第一次見到李宗仁。「他剛從老河口回來，在桂林王城進行抗戰講演，他號召大家起來一致對外。當時的惟一目標是打日本，誰打日本誰是好樣的，師生對他們是很擁護的，頭腦中絕沒有反動軍閥這樣的想法。」

　　鐘文典見過白崇禧兩次，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第一次是在桂林西郊。「容縣韋氏兄弟在桂林西郊廣場進行滑翔機表演，白崇禧在現場觀看，表演完之後他下來跟飛行員握手，大家一擁而上，把他擠在中間。他用桂林話說：『莫擠，大家看。』他有儒將風度。」

　　第二次是在桂林東鎮路白崇禧家中。「我和同學出去玩，路過白崇禧家，他們家正在奏著音樂，一問，是白崇禧為母親祝壽。我們一看沒警察把門，幾個年輕人就進去了。院子裡擺了3張八仙桌，張發奎、何應欽、黃旭初都在那裡。白崇禧看到我們進來，拿了一個放了糖、餅的盤子過來，對我們這幾個不速之客說：『請吃糖，莫客氣。』當時不只我們，還有幾十個路過的人圍在那裡，絕對沒有誰趕你，沒有人說，『哎呦，長官在這裡，你們不能來。』」

　　91歲的梁輝如今住在桂林市南邊一個小區裡，過著平靜的生活。現在，每個月，他會坐著輪椅參加桂林黃埔同學會的活動。早在1980年代就有人讓他加入黃埔同學會，但他沒有答應，這幾年才參加，「經過了文革，還是有些怕，怕惹麻煩。」

　　1935年，正在桂林中學上學的梁輝沒有告訴家人，悄悄參了軍。1936年他進入黃埔軍校南寧分校學習。1940年初，來到崑崙關，參加了那場慘烈的戰役。

　　「打崑崙關要緊啊。」梁輝用桂林話說，「我當時是廣西部隊46軍175師524團第3營步炮排排長。我們打了3天3夜，犧牲太大了，我們一個連只剩下十幾人，上面要我們撤退，團長不同意，我們要死守，與陣地共存亡，繼續打。軍長看到我們不退，哭了起來。不撤退的話怎麼辦呢？組織剩下的人沿著山走，走過來走過去，給敵人感覺好像還有很多人，一直等到增援部隊來。」

　　梁輝還記得當時和日軍近距離肉搏的場面。「我和日本兵肉搏，他們打不過我，我打死了兩個，一個用刀刺，一個用手槍打。」

　　沒有幾個人能從那場戰役中倖存下來。在崑崙關，有一個巨大的墓地。「我後來去過6次崑崙關，有時候從附近路過也要特意拐進去，想起曾經和戰友一起作戰，過著危險的生活，留戀得很。那個墳好大，老百姓幫著埋的，死了兩萬多人啊。」

　　「敵人當時攻陷了我們的陣地，副營長和我關係最好，跟我說，『梁輝，跟我一起去把陣地奪回來。』他帶我們七八個人去衝鋒，陣地奪回來了，他死了。我身上也中彈了，但還能夠走回來。你看，這裡還有印子。」梁輝指著身上說，「衝鋒了，槍還沒響的時候還是有點怕，槍一響就不怕了，一心一意想著怎麼把敵人消滅，沒什麼其他想法。」

　　現在，戰爭遺留的陰影仍在梁輝心中。「聽到飛機起飛的聲音，在電視裡看到丟炸彈，就會想起以前，心裡不痛快。」

　　崑崙關戰役之後，梁輝被調到了軍部，接著他獲得了到鹹水步兵學校學習的機會，畢業後他成了李宗仁身邊的警衛隊長。梁輝對李宗仁有很好的印象。「他為什麼能打勝仗呢？用人用得好，懂得欣賞別人的才幹，對部下也好。」

　　總統與副總統的內耗

　　2010年8月，中南海新華門外，遊人如織，一些人會停下來留影。梁輝多年前去過北京，朝新華門看了看。沒人知道這位老人曾經在中南海度過了4年。「李宗仁當時是北平行轅主任，北平行轅就在中南海。我是跟著李宗仁，做警衛隊長。」

　　梁輝和李宗仁是老鄉，都來自臨桂兩江。「走在路上，旁邊沒人時，他會用桂林話跟我談幾句。」

　　外邊的世界風起雲湧，梁輝覺得自己在中南海裡的4年是最平靜的。「中南海裡魚多得很，我晚上下了班，釣幾條魚，拿回家去吃。那4年蠻好耍的，沒有什麼特別任務，沒有什麼負擔。」

　　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內心沒那麼平靜。「北平行轅名義上雖為華北軍政最高官署，委員長也曾電令中央在華北接收的各級機關要聽行轅主任的命令行事，事實上，這命令只是敷衍我面子的虛文。各機關仍直接聽命於他們中央主管官署的命令，與行轅風馬牛不相及。」

　　1947年下半年後國民黨在與共產黨作戰時連連敗退，國民政府處在風雨飄搖之中。美國人也有意棄蔣「換馬」，用李宗仁取代蔣介石。李宗仁決定競選副總統。蔣介石親自召見李宗仁，告知副總統候選人已由中央提名孫科，要李放棄。李宗仁對此次會面有過生動描述：

　　蔣先生說：「你還是自動放棄的好，你必須放棄。」

　　我沉默片刻說道：「委員長，這事很難辦呀。」

　　蔣說：「我是不支援你的。我不支援你，你還選得到？」

　　這話使我惱火了，便說：「這倒很難說！」

　　「你一定選不到。」蔣先生似乎也動氣了。

　　「你看吧！」我又不客氣地反駁他說：「我可能選得到！」

　　李宗仁競選副總統，梁輝記得當時的情景，「他給在場的人一個個髮香煙。」

　　副總統選舉當時是通過廣播直播的，坐在收音機前的人們各懷心事。

　　「到副總統選舉會唱名選票時，街頭巷尾和家家戶戶的收音機，播出了『李宗仁』、『李宗仁』……之聲，誰也懷抱著一片隱憂，首都也就是一片沉寂。為什麼人人皆看得出的政治危機，終竟無避免之法呢？」這是陶希聖筆下的南京。

　　蔣介石此時也在官邸內聽廣播。「當廣播員報告我的票數已超過半數依法當選時，蔣先生盛怒之下，竟一腳把收音機踢翻，氣喘如牛，拿起手杖和披風，立刻命令侍從備車。」這是李宗仁從總統府扈從衛士那兒聽說的情況。

　　1948年5月10日的《時代》週刊則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選舉結果宣佈時，代表們狂熱了。他們抬起微笑的李夫人，把她舉到肩膀上。街上，一直在聽街頭廣播宣佈投票統計的人群，放起鞭炮予以慶祝。歡呼的人群湧向李的總部，高高舉起李將軍。一位代表說：『太好了，我們投票反對了政府！『」

　　當選副總統的李宗仁離開了中南海，梁輝也隨他來到了南京。「在南京總統府，我就住在『總統府』3個字後邊。」

　　李宗仁很少去總統府。「對我來說，不過是由一個吃閒飯的位置換到了另一個吃閒飯的位置罷了。……有關軍國大事的重要會議，蔣先生照例不要我參加。招待國際友人的重要宴會，蔣先生也向不邀請我陪客。」

　　當李宗仁在南京消磨他的清閒日子時，白崇禧正忙於應付內戰中的頹勢，這樣的頹勢始於兩年前的東北戰場。

　　四平戰役是國共在東北戰場上最為重要的一役，當時被認為國共雙方最擅打仗的將領白崇禧和林彪有了直接較量，最初的情況是：林彪吃到了空前的敗仗，向北撤退。「白崇禧本是四平街會戰的主要策劃人，林彪敗退之後，白氏即主張趁勢追擊，縱不能生擒林彪，也須將共軍主力摧毀。」請示蔣介石後，得到的復電是：暫緩追擊。得到喘息之機的林彪最終扳回了整個東北。這成為白崇禧一生最大的遺憾。

這一暫緩追擊令國共雙方都覺得不可思議。李宗仁對此有自己的見解：「我知道蔣先生不是不想殲滅共軍，而是討厭這主意出自白崇禧，縱可打一全勝的仗，他也寧可不要。蔣先生就有這樣忌賢妒能，寧饒敵人，不饒朋友的怪性格。此事說出去，一般人是不會相信的，但是追隨蔣先生有年的人一定會拍案叫絕，認為這是一針見血之談。」

　　1949年1月，共產黨軍隊佔領北京，蔣介石辭職，李宗仁成為代總統。李宗仁派黃紹竑到北平去進行和談，提出「劃江而治」。此時共產黨的勢力已經足夠強大，除了獲得全勝外，對別的解決方式並不感興趣，他們提出的和平條款是要國民黨徹底投降。李宗仁拒絕了。

　　4月20日，共產黨軍隊發起渡江戰役。蔣介石想守住的是上海，而不是李、白所希望守住的長江，兵力虛弱的長江防線頃刻瓦解。共產黨的渡江部隊最快的僅用了15分鐘，一天之內就有30萬人過了江。

　　最後結局：合久必分

　　1949年4月23日，共產黨軍隊登上了南京總統府。梁輝和部下被派往重慶，為代總統李宗仁打前哨。

　　李宗仁最終沒有飛往重慶，而是去了美國；白崇禧想要跟共產黨軍隊最後一搏，終未成功，去了台灣；黃旭初去了香港；黃紹竑留在了大陸。當年那幾位從廣西鄉村裡走出來的少年各擇前路，桂系從此煙消雲散。

　　身在重慶的梁輝沒有了領導。「沒有誰指揮我們了，一共400多人，怎麼辦呢？經介紹，我到了成都的黃埔軍校分校，後來黃埔軍校起義，我就跟著一起起義，軍餉後面就是共產黨給了，成都給錢給路費給糧食，一家3口從成都回到桂林。」

　　1949年10月1日，鐘文典已經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學生了。「開國大典那天，我在北大的隊伍中，就在金水橋旁邊，最靠近城樓。當時不像今天國慶的時候有方塊隊，很自然。朱老總坐著吉普車出來過金水橋去檢閱，我們離他只有十幾米。毛澤東在城樓上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跟電視上的是一樣的。我看見他按電鈕、升旗，非常清楚。」

　　1951年秋，他參加了北大、清華、燕京、輔仁這4所大學部分師生組成的土改工作團，回到廣西。在土改中，他遇到了令他不解的事情。「當時是有指標的，不搞出個地主來，工作隊就沒成績了。我在的工作隊到的那個村，沒有一戶地主，大家急了，拿一個富裕中農當富農來鬥，領導來看，不對啊，這個不夠條件啊。」

　　1980年代，桂林文物工作隊隊長趙平開始為修復李宗仁故居而努力，他走訪了許多李宗仁的後人，聽他們說了一些故事。

　　「解放前夕，李宗仁的妹夫到桂林李宗仁官邸去見他，說，你走了，我們怎麼辦？李宗仁說，你們田不上百畝，共產黨不會把你們怎麼樣的，你們躲幾天就沒事了。李宗仁最小的妹妹和妹夫在永福，解放軍來時，他們躲到山洞裡去了，到山上找紅薯吃，被人發現，報給解放軍聽，被抓了起來。李宗仁的小妹很剛烈，下山的時候，把頭往石頭上撞過去，想自殺，但沒死成。她被關起來，家裡人來送飯，她不吃，晚上開完批鬥會之後就槍斃了。李宗仁共有3個妹夫和一個妹妹被槍斃，只有兩個妹妹逃到了香港。這是給李宗仁小妹送飯的那個親戚後來跟我講的。」

　　趙平後來跟李宗仁的長子李幼鄰多有交往，李幼鄰回國時，趙平問過李幼鄰這些事情。「我問幼鄰先生，德公知不知道自己的妹妹和妹夫被槍斃的事情？幼鄰說，他知道，他說過去我們也殺過共產黨，現在不要去記仇了。」

　　1965年7月，李宗仁躲過國民黨特務暗殺，與夫人郭德潔輾轉回到大陸。

　　1966年8月，黃紹竑在「文革」中自殺。

　　1966年12月，白崇禧在台灣暴斃，死因至今仍眾說紛紜。

　　1975年11月，黃旭初在香港去世。

　　2010年清明節前後，本刊記者走訪了這4位桂系巨頭的故居。

　　在臨桂縣會仙鎮山尾村的小巷裡，「臨桂縣文物保護單位」白崇禧故居大門緊鎖，白家的遠房親戚住在旁邊，有人想進去參觀，交5塊錢就可開門。這座宅子其實為白崇禧的弟弟白崇祜所建，白崇禧曾小住。村子裡的東山小學內，還保留著以白崇禧夫人馬佩璋命名的「佩璋禮堂」，只是已不再使用，成了危房，牆上釘著的木牌寫著：危險，嚴禁入內。

　　在廣西容縣黎村鎮珊萃村，黃紹竑故居雖掛著「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牌子，但屋內雜草叢生，附近農民把柴禾堆放在屋子裡。堂屋裡有一幅黃紹竑的肖像，清明節剛過，肖像前有錢紙、蠟燭、香燃燒後留下的痕跡。

　　通往容縣楊村鎮東華村黃旭初故居的只有泥路。這裡也掛著「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牌子，院內簡陋，黃家一位親戚坐在門口摘著紅薯葉。黃旭初當年位於南寧的官邸，經過修葺，如今是一家經營廣西風味菜餚的餐館。

　　臨桂縣兩江鎮 頭村的李宗仁故居是保存得最完好的。1990年代初，李金華和家人還曾經在裡面住過一段時間。「房子太大了，住在裡面讓人害怕，後來就搬了出來。」搬出來之後，李金華在夏天還經常跑到院中池塘邊的泉眼去洗澡。「看著黑黑的空空的院子，心裡還是有點慌。」

　　記者問李金華：「你怎麼看李宗仁和桂系？」李金華想了想，說：「就好像開了一個公司，最後破產了。」

　　1990年代，李宗仁的第三位夫人胡友松曾經到桂林找到趙平。「她想看看老大姐（李宗仁的第一位夫人李秀文，當時住在桂林），還想到鄉下看養鴨子的地方。這是怎麼回事呢？『文革』開始後，李宗仁對胡友松說過，若梅（胡友松小名），在北京實在待不下了，我們就回老家，院子裡有個池塘，我們就在池塘裡養鴨子過日子。」

　　趙平還問過胡友松，德公從美國回到大陸後，對大陸的態度是怎樣的。「胡友松告訴我，李宗仁確實跟她說過，回來還是要回來的，但回來得不是時候。」

　　1969年李宗仁在北京去世。1949年後，他就再也沒有回過 頭村。李宗仁故居的池塘裡已經多年沒有鴨子，如鏡的水面彷彿從未蕩起過任何波瀾。

　　（感謝鐘文典、黎克忠、譚肇毅、曹天忠、趙平、韋芳、李弘川對採訪的幫助。主要參考資料：廣西文史資料專輯《李宗仁回憶錄》、《白崇禧口述自傳》、黃紹竑《五十回憶》、戴安娜·拉裡《中國政壇上的桂系》、陳志讓《軍紳政權》、齊錫生《中國的軍閥政治》、李輝《封面中國》、譚肇毅《蔣桂矛盾與國民政府的覆亡》、《劍橋中華民國史》、《新桂系紀實》、《廣西一覽》、《紅軍長征過廣西紀實》等）

由中央電視台著名主播崔永元策劃、耗巨資拍攝的 32集紀錄片《我的抗戰》，因被央視和各地電視台拒絕收購播出，血本無歸，惟有免費在各地播映。該片主要紀錄國民黨軍抗戰史。各電視台拒絕收購播出理由是「沒有收視率」。

《我的抗戰》由崔永元自籌資金、自組團隊拍攝，耗時八年，花費 1.3億元人民幣，採訪 3,500多人，用普通人視角講述那場戰爭，聚焦緬甸戰場、駝峰航線、對日訴訟、南京大屠殺和慰安婦、長沙會戰等史實。該片原計劃在央視播出，但央視最後不購買。各地電視台也紛紛拒絕，理由是紀錄片「收視率太低，沒有廣告收益」。據悉，該劇組 50多人從今年 4月起已停發工資，全部成「志願者」。無奈之下，投資者惟有免費在各地巡映。

有分析人士指，表面看兩岸關系已改善，中共開始接受「國民黨在抗戰地位不容抹煞」說法，但真要主流媒體特別是電視台，為國民黨歷史大肆宣傳，「共產黨肯定不爽快」。
南京《揚子晚報》/本報記者


崔永元親自採訪當年參加過抗戰的國民黨軍老兵。

「中國抗日戰史，香港圖書館但見中共版本，內容皆欠公允。記錄翔實之抗戰史籍，先生倘有書目，尚祈賜示。」多年來，我多次收到這樣的讀者書問，却始終未能回覆。因為坊間已經沒有信史。

今天，你可以讀到的，十之八九是中共《人民日報》九月三日那種論述：「中國戰勝日本，最根本原因，是中共領導抗戰。」也許，你還會隱約記得二○○五年九月三日胡錦濤的話：「國民黨和共產黨各領導抗日軍隊，一負責正面作戰，一負責敵後作戰，形成共同抗擊戰略。」這和《人民日報》說的有點不同，但中共編修歷史，向來都是這樣千變萬化。

臺灣總統府九月四日發表聲明，反駁《人民日報》，論調其實和《人民日報》一樣有趣：「抗戰期間，共軍雖然也有出力，但主要戰役都是國軍打的。」共軍究竟是怎樣出力的，馬英九政府既是語焉不詳，就由我補記一二好了。

一九三九年，國軍部署進攻，準備一舉殲滅晉南三角地帶日軍，中共十八集團軍却策動晉南新軍薄一波等叛變，收為羽翼，國軍殲日攻勢於是瓦解。

一九四一年，日軍圍攻沁東國軍，沁河以西的十八集團軍桴鼓相應，國軍腹背受敵，最後彈盡援絕，死傷枕藉，軍長武士敏自殺殉國。

一九四三年，日軍五萬進犯太行山。國軍苦戰退却，到了固縣附近，陳孝強一師遭共軍伏擊，結果陷入日軍羅網，一敗塗地。

中共這樣效力沙場的事實，擢髮難數。單是一九四○年十一月到一九四一年十月，有案可稽的即達三百九十五宗。所以重慶《大公報》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九日社評談到中共的新四軍，就說「新編第四軍在江南各地，蓄意擾亂戰局，破壞抗日陣線……」但臺灣總統馬英九心有大欲，只盼中共解囊助他連任，史實自然不必理會。
舊中國君主最怕史臣的直筆。魏明帝有一次批評司馬遷的《史記》：「《史記》非貶孝武（非議漢武帝），令人切齒。」大臣王肅馬上為史官說話：「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善敍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魏明帝聽了，啞口無言（《三國志．王肅傳》）。

宋真宗年間，錢若水推薦李宗諤助他編修《太宗實錄》。真宗想到李宗諤是前朝宰相李昉的兒子，怕他隱惡，就不答應：「日事史策，本憑直筆。倘子為父隱，何以傳信於後代乎。」（《事實類苑》卷三）。

但現在一切都不同了。歷史一不必傳信後代，二不必是實錄。史筆在大陸只須按政治指揮屈曲，在臺灣則只須聽金錢樂章起舞。於是，史家都把抗日期間中共事迹忘得一乾二淨。

古德明
專欄作家

2010年09月24日 11:11:45 　來源： 揚子晚報

　　9月10日，家住北京海淀區的93歲老人趙振英在朋友的幫助下開設了微博，並趕潮流地發布了第一條博文講述往事。據悉，93歲的趙振英老人是目前已知年齡最大的微博使用者，他的本意是在“九‧一八事變”79周年前夕，講述自己當年見證日軍投降的歷史記憶，沒想到，受到網友熱捧，僅僅4天時間粉絲就突破了4000人。

　　開微博講述受降過程

　　9月10日，趙振英發布了第一條博文。很快，這位原國民革命軍新六軍14師40團第一營少校營長、1945年9月9日南京日軍投降簽字儀式會場警戒工作負責人，被網友們熱捧為“民族英雄”、“日軍投降的見證者”。

　　博文中，老人講訴了當年日本投降的主要流程和歷史細節，“我當時主要是監視這個儀式的進行。我帶著手槍，主要為了防止會場出意外，所以我和我的士兵都要帶武器。當時士兵槍裏都是沒有子彈的，子彈在身上，以免發生走火。我的手槍有子彈，但是沒有上膛。”

　　“糾正”博物館模擬場景

　　老人還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糾正”南京歷史博物館的模擬復原場景有誤，“兩個日本人去呈交投降書。而我當年看到的實際只有一個日本的總參謀長。另外，中國方面接受投降書的領導人雕塑都顯得太年輕了，在那個時候要當上將，沒有40歲以上都不太可能”。

　　老人的博文引來網友們紛紛留言，在期待精彩續文的同時，網友們更多地表達了崇敬之情。“惜當年英姿颯爽，豪情萬丈，大丈夫保家衛國，血戰沙場，而今老當益壯，青春常在，老兵不老！”網友“迷你人物”說。

　　不堪粉絲熱情一度歇筆

　　16日晚上9點46分，老人的微博上由其孫子代為發布了一條信息，大意是感謝大家幾天來對爺爺的支持，“爺爺由于每天口述發微博，再加上社會關注度太高，應付網友的詢問和媒體記者們的採訪，身體感到有些疲倦，所以決定暫時停止微博更新”。

呵呵 远远不止这些 抗战时 共所杀的小日本根本不及国军的5% 却一直再放百团、平型关、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 我一直都非常的耻笑 怎么有脸愚化我们 要知道我们能活下来就是靠他们的啊 实在无耻至极

想也想得明白，原来的日本多牛逼，人家能来侵略难道是盖的啊，就凭小米加布枪，地道战，地雷战能打赢？我就觉得这些战争片都是搞笑片。
凭这些玩意能打赢日本，也太不给人家日本面子了吧？

http://bbs.news.163.com/bbs/photo/187713858.html

张自忠将军：第一名将。国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当选第一名将首先是由战绩决定的，他曾在台儿庄战役中重创日寇坂垣师团，获得临沂大捷；收复枣阳桐柏，获得鄂北大捷；还获得过襄东大捷，被老百姓称为活关公。同时还因为他是抗战时期牺牲的国军最高将领


李宗仁将军：第二名将。国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有点类似中共抗日名将第二名的林彪，先打出里程碑的一战，然后销声匿迹。台儿庄战役共歼敌两万余人，是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战役规模的大捷，而且对手是日本的王牌师团


杜聿明将军：第三名将。第5军军长。参加过古北口长城抗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以桂南会战中取得昆仑关大捷而一举成名。虽然有人认为这次胜利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是5军作为中国第一个机械化部队，火力强于日军，但对手毕竟是号称日本钢军的坂垣师团中村旅团


孙立人将军：第四名将。新1军军长。抗战八年，孙立人在国内除了参加过淞沪会战外，基本上没打过仗，他的功勋主要是在缅甸建立的。尤其是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时，他在仁安羌一战中，以少胜多，大败日军，救出7000多英军和记者，蒋介石、罗斯福、英王乔治都给他授勋章


薛岳将军：第五名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从抗战爆发到抗战胜利是连年征战，功勋累累，被称为歼敌最多的将领，仅四次长沙会战就歼灭日军十余万。但使他名声显赫、主要还是万家岭大捷，此战全歼日军一个师团，是抗战八年绝无仅有的。


卫立煌将军：第六名将。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排第六基本上是合适的。抗战时他指挥的最著名的是忻口战役，该战役对日军进行了沉重打击，歼敌数万，如果不是刘峙在河北大溃退，使得娘子关门户大开，也许会取得忻口大捷也未可知。


傅作义将军：第七名将。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北方最著名的国军抗日将领。1933年就参加了长城抗战，1936年又大败进犯绥远的日军和蒙*德王的伪军部队，取得了百灵庙大捷。七七事变后，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太原保卫战等


戴安澜将军：第八名将。第5军200师长。曾参加过古北口长城抗战、台儿庄大战等。在昆仑关战役中，率部与日寇浴血奋战，直至身负重伤才下战场。 1942年作为远征军先头部队赴缅甸作战，在著名的东瓜保卫战中，率孤军与数倍于己之敌作战，击毙日寇5000余人，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张灵甫将军：第九名将。第74军58师长。张灵甫曾三次闻名，一次是抗战前因杀妻而闻名。再一次是作为戡乱战争时被共军击毙的为数不多的国军高级将领而闻名（蒋介石曾尊张灵甫为民国第一烈士）。


王耀武将军：第十名将。第74军长。1937年参加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中的万家岭战役。1939年参加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1941年指挥74军参加上高会战，重创日寇，被誉为抗日铁军。后参加第二次、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长衡会战

中日因釣魚台風波引發內地民眾反日情緒，吉林省卻傳出抗日名將馮占海將軍的墓碑（上圖），竟被高爾夫球場的開發商推倒（下圖）。事件在網上流傳引起眾怒，馮將軍的外孫日前到場視察，看見墓碑已被還原。

生於 1899年的馮占海，在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舉兵抗日，被稱為「吉林抗日第一人」。他 1963年 9月在吉林長春病逝，當局曾將其骨灰安葬於吉林市北山腳下，但不久墓地被毀，骨灰不知所終。 1965年，又葬衣冠塚於北山最高峯的現址。
新華網

1931年至1945年的抗日戰爭，在正面戰場上中國軍隊與日本人展開22次大型會戰，1117次中型戰役，38931次小型戰鬥。

其中21名上將、73名中將、167名少將喋血殞身，往復衝殺肉搏成仁者82人，身陷絕境自戕蹈死者25人，身陷囹圄視死如歸者14人。 陸軍陣亡、負傷、失踪3,211,419人，空軍陣亡4,321人，毀機2,468架，海軍艦艇毀損殆盡，幾近覆沒……

　　《國殤》將以40集（集/30分鐘）篇幅，展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一幅真實的全景紀實，展現幾十年來人為游離在視野之外那些可歌可涕的故事——抗日戰爭對中華這個民族而言，是一個壯烈的時代，也是個悲慘的時代。 也許您錯過了這個了不起的時代，但您可以在我們的紀錄片中，看到您錯過了什麼？

　　我們在2010年抗日戰爭勝利65週年之際，謹以《國殤》獻給抗日戰爭犧牲的全體中國將士和那些不該被我們忘卻的軍人。

====================================

《國殤》- 序章


第一集 - 重返盧溝橋

http://www.chinasuntv.com/zt/ztn251513.aspx

七十年過去了，有幾個中國人知道同盟國二次大戰中國戰區最高司令是蔣介石；

七十年過去了，有幾個中國人知道在內戰中“惡貫滿盈”的“中美合作所”在抗戰中是盟軍重要的情報機關。 有幾個中國人知道被影視作品塑造成惡魔的張靈甫是抗戰名將，曾經在抗戰中丟了一條腿；

七十年過去了，有幾個中國人知道抗戰中唯一全殲日本師團的戰役-萬家嶺大捷。 有幾個中國人知道殲敵13餘萬人的三次長沙會戰；

七十年過去了，有幾個中國人知道被吹的神乎其神的平型關大捷是平型關戰役的一部分，而平型關戰役又是太原會戰的一部分，沒有國民黨第二戰區的配合，哪來的所謂“大捷” ；

七十年過去了，有幾個中國人知道抗戰中被日本人認為僅有的兩次中國軍隊的勇猛程度要超過自己的戰役之一的桂林保衛戰（另一次為崑崙關戰役日軍第5師團被中央軍第5軍擊敗）；

七十年過去了，有幾個中國人知道隨棗會戰中士兵以血肉之軀與敵人坦克相搏鬥，官兵竟攀登敵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彈向車裡投擲，作戰之勇敢與犧牲之壯烈，筆難盡述；

七十年過去了，有幾個中國人知道抗戰期間戰線最長的會戰－武漢會戰。 有幾個中國人知道在武漢曾經上演了一場規模僅次於英德倫敦空戰的武漢空戰，有幾個中國人知道宋美玲女士為鼓舞官兵士氣五次趕赴武漢前線差點被日本人炸死；

七十年過去了，大家只知道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卻不知道在他之前已有不少人提出過類似的理論，其中就包括蔣介石（31年）和蔣百里（36年），毛只是藉鑑後加以改進（38年）；

七十年過去了，也許中國人從來就沒有認真的想過為什麼作為中流砥柱的領袖毛澤東在抗戰期間除了一篇論持久戰和幾次講話外幾乎沒有其它作為。 他從來沒有上過一次抗戰前線，從來沒有直接或間接的指揮過一場對日作戰？

七十年過去了，有幾個中國人發出過這樣的疑問：55年授銜的共和國將帥們都少有抗戰的經歷。 而國民黨高級將領幾乎個個與小日本幹過；

七十年過去了，在大陸的主流媒體和教科書上沒有把抗日戰爭的所有戰役完整的介紹過一次，甚至連起碼的大事記也沒有；

七十年過去了，有幾個中國人看過日本的投降書？ 難道就是因為上面寫著大日本皇軍向國民政府投降向蔣委員長投降之類的字眼？

七十年過去了，有幾個中國人知道8月15日對這個百年來飽受屈辱的國家意味著什麼？

七十年後的今天，大多中國人只知道平型關、百團大戰，盧溝橋、台兒莊、再加上南京大屠殺，要知道這幾場的作戰都是中日戰爭中的次要作戰，甚至連會戰都談不上。 假如中國人自己都搞不懂抗日戰爭的歷史的主流與重心，日本人當然也就樂得敷衍混過了。 假如中國祇靠「麻雀戰爭」、「地道戰」、「地雷戰」來對抗日本的大軍，中國哪裡會有出席開羅會議、發表波茨坦宣言、成為聯合國創始四強、以及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與資格；

https://www.youtube.com/user/lancezcc#g/u

more detail and download from here..

阳光卫视《国殇》抗日战争纪录片介绍及下载地址
http://cnhawk.org/archives/104

播, 有經P2P發佈

陽光衛視Twitter
https://twitter.com/chinasuntv

國殤ed2k連結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pub?id=1YkaW_ImnD7qSf2aQbmn21XFjFkJLtPwbWiLdnUnx9ww

中視新聞100821(國軍奮勇抗日 陸資拍電影歌頌)

抗戰初期死守上海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事迹，感動無數中國人。最後一名「八百壯士」老兵楊養正在前天病逝，終年 96歲。楊的子女為讓老人在家中走完最後一程，用救護車把他接回家，途中他悄悄離世。

重慶新橋醫院醫生稱，楊養正上周五（ 10日）因肺受感染、心臟功能衰竭入院，一直住在深切治療病房，前日病情惡化。楊的女兒說，父親的心願是死後與母親合葬，家人將購墓地，日後母親離世後將二人合葬。



楊養正早前出席記者招待會，憶述當年戰爭事迹。

淞滬會戰奉命死守上海
1937年 8月 13日，日軍進攻上海，中國軍隊在此與日軍展開了長達三個月的淞滬會戰。奉命死守上海四行倉庫，掩護主力部隊撤退的中國軍隊第 88師第 524團第 2營 400多人，在日軍包圍中孤軍奮戰四天五夜，擊斃 200多名日軍，被稱「八百壯士」。楊養正當年任一連三排少尉排長，他曾回憶說：「為了嚇唬敵人，我們號稱 800人，實際上僅 450人，實力懸殊，傷亡很大，但大家的抗日鬥志無比堅定。」當時，楊用鋼彈槍攻打日軍坦克，被彈片奪去他的左眼。

上海淪陷後，楊養正與 30多名倖存的戰友被俘，受盡折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眾人打死看守日軍，成功逃亡。後來楊輾轉到了重慶，並遇上趙孝芳，兩人相濡以沫，共同生活 65年。
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