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女儿讲述叶帅的文革岁月

2010-02-05 11:07:00　来源: 人民网(北京)


75年，叶剑英在北京西山二号楼单照


78年，叶剑英在广州植物园同韦国清、习仲勋同志亲切交谈

“一个漆黑的夜里，父亲背着5岁的我徒步行军，没想到他一下滑倒在泥坑中，我没有摔下来，还伏在父亲的背上，但两只手却伸到了水坑里，碰巧捡回了父亲掉落的眼镜……这情景，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里。”

　　打开一扇紧闭的高大铁门，便是一栋两层小楼，这里就是当年的叶帅府。位于北京西山的军事科学院的一个宅院里，叶剑英的夫人吴博和二女儿凌孜（叶向真）平静地生活着，远离喧嚣都市，这里宁静而幽雅。

　　2009年12月4日，冬日朦胧，在挂满叶帅照片的客厅里，凌孜迎面走来，高挑、干练，高雅、清新，完全不似一个年届七旬的老人。

　　91岁的吴老，其时正在几个人的帮助下，在隔壁的房间里练习行走。我问凌孜，“吴老听得见吗？”老人隔了两米远听见了，不悦道，“我听得见，耳朵好使”。如此高龄精神俱佳，实属难得。凌孜为我们每人准备了一个熟透了的柿子，她说是叶帅在世时种的，以前这里有很多果树，我们的谈话也就从军事科学院的果树开始。

　　我与父亲的北京岁月

　　我们院里的果树都是父亲让种的。他们这些老革命，特别珍惜土地，千方百计要让土地发挥出价值，能为人所用。于是，种菜、种果树，苹果、梨、桃子、柿子、核桃、银杏都有。

　　无论是苍松翠柏还是瓜果菜蔬，眼前处处都留下了父亲的痕迹：树荫下有他不倦读书的身影，大厅里有他用左手打乒乓球时认真的模样。

　　我是1949年8岁那年随父亲进入北平的，父亲出任北平市第一位市长。同年秋，又率部队南下，转任广东军区司令员兼广州市市长。我没有随父亲去，就留在北京上学。几年后，父亲回京任职，在父亲身边，我度过了一个快乐且记忆深刻的少年时代。

　　自从我家搬进中南海后，父亲经常和我们小孩玩，是我们整个大院孩子们的“孩子王”。

　　父亲在家里常爱逗孙子和年轻的工作人员玩，还给他们起了不少绰号：什么“old王”、“马头”、“老和尚”、“teacher蛐蛐”。几十年过去了，有些工作人员至今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大家见面，仍然叫着老首长当年送的绰号。

　　后来父亲南下，各处房屋逐渐修缮，父亲搬到中南海隔壁的北长街居住。没住在中南海里面是因为父亲喜欢自由，中南海进出要好几道岗，很麻烦。1958年，军事科学院成立，我们一家就搬到了学院内这座小楼。

　　父亲在生活中是一个充满温情的人。我记得妹妹小时候，总是吃了东西不知道饱，每次都把胃胀得特别难受，然后就吐，吐完后她还接着吃，“馋狗”的外号就是父亲给妹妹起的。

　　父亲十分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工作和学习，他常说，在这里工作的年轻人，为了党和人民把人生最好的时光贡献出来了，要给他们学习的机会，只要愿意都要想办法送他们到学校去学习。几十年里，父亲送身边的工作人员到护校、军医大、国防大学等学习的有20多人。“文革”中，江青告状说叶帅喜欢走后门，送人从后门上学，一时传得沸沸扬扬。为此，父亲向毛主席写了一封“检讨”说明情况。没想到，此事却引出毛主席一个批示：“前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好人，后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坏人。”

在外围站岗的警卫战士，父亲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他散步时，会走过去问他们家乡是哪里，家里经济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困难。有一次，一名警卫战士告假回家探亲，父亲知道他家里的经济情况不太好，立刻让秘书拿100元交给他。要知道，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生每个月工资才40元，我们全家五口人的生活就靠我父亲的400元钱啊。

1955年暑假，我和二哥叶选宁及弟妹随父亲去大连出差，住在招待所。我们小孩子从没穿过那么大的毛巾浴衣，二哥穿上后就舍不得脱，很神气地走到哪里都穿着。父亲见此情形讲起了故事。他说：狗到了春天都应该掉一些毛，到了秋天再长出新的来。世界上有那么一种狗不会换毛，再热也是一身厚厚的毛，这就叫“寒狗不识热天”。他讲完后，气得我哥嘴巴都噘起来了，第二天也以同样的话回敬我父亲。我们就是在父亲的玩笑中渐渐长大的。

　　看见现在客厅里悬挂的这张父亲与我的合影，总是会回忆起1963年11月一个深秋的清晨。那天，我陪父亲在院落里散步。父亲捡起一片红叶观赏了一下，随手交给我，我回屋就把红叶夹进父亲的厚书里。没想到，隔了一天，他就写了一首五言诗：“翠柏围深院，红枫傍小楼；书中藏醉叶，留下一年秋”。

　　23年后的1986年，也是在一个枫叶飘落的深秋，父亲在这里走完了最后的人生路程。当时我找出了一片存在书中的枫叶，兄弟姐妹们都在上面签了名字，以作为对父亲的怀念。


叶向真与父亲在一起

我和父亲的“文革”岁月

　　1966年“文革”爆发，这时我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还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当时父亲主要负责北京的治安，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十分谨慎，目睹“造反派”的种种破坏活动，无力制止，只能大力稳定住军队局势，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

　　我是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的首脑。 当时的想法很单纯，不管是哪个派系，都是永远忠于毛主席，这个宗旨不变。派系间互相看不顺眼，我对你有看法，你对我有看法，如此而已。大家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这都是当时红卫兵的口号，还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当时首都治安由父亲管，有一次，他一回来就说“糟了”。在天安门广场发现了很多金条。原来是红卫兵抄家，把人家的家底儿都抢了来，金子就放在自己口袋里，结果一高兴，一挤，金条从兜里掉出去了。父亲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如果这样下去，年轻人不知道会学成怎么样！？”

　　“文革”中，毛泽东号召“一定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央文革小组就到各个学校讲话，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些人都是反党的，不应该让他们养尊处优，应该让他们到群众面前，接受批判，并下了指令。

　　学生都这样，指哪儿打哪儿，中央文革小组把红卫兵召去开会，说应该做这件事。在这种号召之下，我们就做了。

江青很会利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当时有一种单纯的革命热情。或者说，是一种信念。我们一看毛主席定了性了，一定就是这样了。江青为此还把我请到钓鱼台，跟我一起吃饭说：怎么能让这些反革命在家养尊处优，要让他们见群众嘛！当时流行把党政各个头头挂牌子，批斗他们，说他们是走资派。后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3个人就被抓住了。杨尚昆没抓到，当时找不到他住的地儿。

　　周总理千方百计找到我，跟我要人。我们就和总理谈判。

　　周总理是看着我长大的，他看着我笑，又问：“你们怎么回事啊？把他们藏在哪里了？”我们不说，就说把他们藏在安全的地方了。总理就笑，说我们保证，帮你们开群众大会。

　　周总理一生经历大小谈判无数，他说：“你们看不住，他们的安全谁负责？如果有坏人捣乱，你们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么？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

　　周总理何等人，对付我们这些小毛孩子太简单了，他还觉得我们挺可笑的，也挺幼稚的，挺逗的。周总理什么场合没经历过，跟我们谈判就像跟小孩玩似的，他还笑嘻嘻的。

　　我们当然听总理的话，总理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我们就老实交代，藏在中央乐团的音乐大厅。藏了一个晚上就带走了。刚抓起来他们，总理马上就知道了，后半夜就找我们来了。后来真的开会的时候，他们四个人都到了。

1966年底，包括父亲在内的几位元帅以及军委各总部的负责人开始遭到“造反派”的围攻，父亲也被迫在军校师生大会上做“检讨”。其后，“造反派”数次酝酿揪斗陈毅、叶剑英，被周恩来出面制止。只是保了元帅，保不住将军。为挽救大量遭到迫害的军事将领，父亲在军事科学院内的二号楼成了老干部们的“庇护所”。

　　1967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全部瘫痪了。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总理召开的一个会议上，父亲责问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在京西宾馆一次军事会议上，一向温和儒雅的父亲突然发火，猛击桌子，小拇指被拍断了，后来这被定为所谓的“二月逆流”。 此后，父亲因“二月逆流”问题，不再担任军队的重要工作。

叶剑英与家人合影（二排左二为叶向真）

父亲担心我“傻掉了”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大节上都显示出父亲做人的宗旨：没有野心。做君主的最怕臣子有野心，因为连自己的王子都靠不住。而我父亲绝对没有野心，不谋自己的利益，对自己的职务升降都没有意见，能官能民。

　　在父亲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江青批示，由公安部长谢富治执行，突然把我们家6个子女和保姆都抓起来关进了监狱，为的是从子女口中弄出整父亲的材料。

　　“四人帮”要想把父亲这块石头搬掉，但是找不到有问题的证据能把他抓到监狱里，就从亲属身上做文章。

　　我被关押在9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一切与外界隔绝，也不知道其他亲人已经被抓了起来。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没什么，想着不管怎么着，过几天还不得把我放了啊。结果越关越不对劲儿。两三个月后，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好像他们弄不倒我父亲就要永远弄我，如果我父亲被弄倒了，我也出不去了。后来，我想干脆死了算了，都关了快两年了，看样子也出不去了，活着没意思。当时还琢磨怎么死痛苦少一点。

　　在牢里，我钻研起了中医，试验针灸。我趁提审时，在桌子上捡了根大头针，又从扫帚上截下一小段小铁丝，在水泥地上磨了磨，往自己大腿的穴位里扎。后来，狱医给犯人看病，无意间遗落下两支针。我从此用这两支正牌武器练习针灸，为出狱后当医生埋下了伏笔。

　　“林彪事件”后，父亲又重新主持军委工作。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说：“叶帅一个女儿还在监狱里关着，就是延安出生的那个……”

　　毛泽东说：“一个孩子关她做什么！”由于周总理的提醒，1970年，我终于重获自由。然而，出狱后我几乎连话都不会讲了，人也变得十分迟钝。父亲看见我时非常激动。

　　我被关了近4年的单人牢房，是叶家被关监狱时间最长的一个亲属。出来后，我怕听到声音，每天都只是傻呆呆地坐着。每当这种时候，父亲就想跟我说说话，比如“身体状况如何”，而我却愣愣地回答不清楚，后来说了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爸，是我不好，我害了您和全家。”听了女儿的话，父亲眼圈发红，眼睛湿润了，他说：“不是！是爸爸连累了你们。”

　　父亲担心我会傻掉，他对此一直心存歉疚，他知道，我们几个做儿女遭遇的种种磨难，完全是因为江青要整他。他真耽心我的身体恢复不了。幸运的是，一年以后，我的身体基本恢复正常。

　　1972年，我进入北京医学院改行学医，两年后在解放军301医院实习。实习结束后，我留在了这家医院，开始了7年的外科医生生涯。1978年，我才又回到文艺界，在中国新闻社拍摄纪录片，曾导演电影《原野》等4部故事片。后来，我不仅离开了电影界，也离开了北京去了香港。

　　我现在在北京和香港来来往往，两边住，偶尔去香港。我在这边还有事，要宣传儒家的传统文化。

　　上世纪80年代，80多岁的父亲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的帕金森氏症明显加重，行动不便。看着老人家这个样子，我十分心疼。一天清晨，爸爸刷牙时，我在他旁边小声地说：“爸，全国人民永远会记得你们这一代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但是谁也违背不了自然规律，任何伟人也不可能把儿孙的事做完哪，走完了辉煌的高潮，总是要落幕啊！老爸您是不是也考虑一下呢……”他认真地听我说完后，没回话，又继续刷他的牙。可是没有多久，他就向中央写了请辞报告，而且不止一次，最终如愿了。

　　回忆父亲，我总会想起和父亲在一起的岁月……1946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一个漆黑的夜里，我跟着部队撤退。大卡车坏了，父亲背着5岁的我徒步行军，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爬着坡，我紧紧地搂着爸爸的脖子。不料爸爸一下滑倒在泥坑中，我没有摔下来，还伏在父亲的背上，但两只手却伸到了水坑里，碰巧捡回了父亲掉落的眼镜……这情景，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里。

　　叶剑英（1896—1986）广东梅县人。1917年就学于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追随孙中山革命，参与创建黄埔军校并任该校教授部副主任。参加了两次东征及北伐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2师师长，第4军参谋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领导广州起义。1928年至1930年赴莫斯科学习。回国后曾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红军学校校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闽赣军区和福建军区司令员、军委第四局局长，长征中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一方面军参谋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参谋长、八路军驻南京代表，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常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等职。抗战胜利后，参加重庆谈判，后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1947年回延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中共后方委员会书记、北平市市长。

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南局代理书记、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66年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国防部部长。是中共七至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第八(八届十一中全会增选)、九、十、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十一届中央副主席，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来源：《中国报道》杂志供人民网专用）